3月2日清早7点多，许家林第一次开车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为家”超市。他们到的时候，叔叔的店还没开门。3月的长春还是冰雪的冬天，夫妻俩自己的店里没有空调，靠的是烧炉子取暖的土暖气。他们心疼孩子，想着还是等炉子生好，屋里的温度上来了，再把孩子抱进屋。所以虽然夫妻俩都下了车，但车上的钥匙没有拔，车子的发动机还启动着，他们觉得从家到超市就5分钟，车子也就是刚启动，如果拔了钥匙锁车，还是会冻着孩子。
两个人轮流间隔几分钟就出去看一眼孩子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生面孔，就是周喜军。他很快就走了，夫妻俩也忘了这件事，后来努力回忆才想起来一点痕迹。许家林说：“他不是附近的居民，也不是学生，他说自己在学校门口等班车，外面太冷。我妻子还招呼他到炉子跟前坐更暖和，他在的时候，我应该还去车上看过一次孩子。”直到屋里暖和起来，把孩子抱下车，夫妻俩才算是安心了。
新学期的生意果然很好。3月2日忙了一天，许家林还是心疼妻子和孩子。3月3日，妻子和儿子留在家里，换成许家林的母亲过来帮忙。这一天的生意更好，“日杂都卖光了”，完全超出了许家林备货时的估算，这意味着3月4日他必须去上货，当天店里的事情会更多，母亲肯定吃不消，只能是妻子来帮忙。所以，3月4日早上，他第二次开车把妻子和皓博送到了超市。
跟3月2日一样，夫妻俩先下车去生炉子，做准备，隔两分钟到车上看一眼。回想起来，许家林觉得这一天也有些奇怪。“刚刚7点，生意就特别好，从学校里出来了特别多的学生，忙不过来。”等到许家林再次出门去看孩子，与上一次的间隔就稍稍长了一点，“大概过了六七分钟”。一出门，车不见了，“当时心就跳得不行了”。许家林说这些的时候，头就低了下去，直勾勾地看着地面。“整个人都蒙了。刚开始还想着是不是别人开玩笑，看我把孩子放车上又没锁车，想给我个教训。可是怎么可能单纯是开玩笑呢，事实就是孩子和车都丢了。”
3月4日7点07分，许家林报警。他报了两次警，后来还打电话到交通广播电台求助。最近的派出所就在城建学院正门斜对面的小区里。10分钟后警察赶到，许家林努力冷静下来陈述他所能提供的一切细节。他对于偷车盗贼的行踪做了一个推断：“这个贼偷了车以后，一定会往城外逃，早高峰城里到处堵车，他往市内走就是死路。我们这个位置，往西过去刚好有三条出城的路。而且我开车过来，停车的时候，车头朝的方向就是西边，他偷车要掉头动静太大，肯定是直接顺着车头的方向开过去了。”这些推断，他跟警察说过很多次，但他觉得“根本没有得到警察的重视”。“警察让我不要多管，说他们有自己办案的方法。”
从3月4日早晨7点07分开始的等待，是许家林和家人这一辈子从未经受过的煎熬和懊悔。他们通过电台广播，做出了各种让步：“只要孩子平安，我们车都不要了，不追究了。”他们也不是大富之家，开超市起早摸黑，早上五六点开门，晚上23点到零点关门，挣的是干净的辛苦钱，买车的13万元，也是这样攒下来的。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人性里的善念，“希望偷车的人能放过一个两个月的孩子”。他们始终陷在自责里：“也怪我们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车上，可是我们真没想到这样会害了孩子。”
偷车的人，就是3月2日来过超市的陌生人周喜军。他是个退伍军人，老家在公主岭。2002年以副团级的身份转业自主择业时38岁，部队一次性给了他6万元，每个月还会定期给他津贴，这种退伍自主择业的津贴，陆续涨过好几次。到了2013年，周喜军就算什么都不做，每个月账户里按时按点都有固定的5200元钱。这个数额，已经远远高于长春市一两千元的平均工资。2006年他贷款买了东方之珠小区的一套房子，2011年已经还完了房贷。
但这种生活，与周喜军自己的预期还是有差距。5月27日的庭审，他在法庭上陈述，说自己就是“虚荣”，“想过有面子的生活”。从部队转业之后，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2003年离婚，儿子判给了前妻。儿子的精神状况有问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是周喜军似乎并没有因此愿意对儿子承担更多责任，2005和2007年，他两次被儿子告上法庭，原因都是追讨抚养费。他在这10年里，换过3份工作，都跟销售有关，每次辞职的原因都差不多，不能完成相应的销售任务。只不过，和普通人相比，就算失业在家，他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有固定的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