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乃强
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有香港34岁男子谢某赴大连会友,认为内地物价低,只带了1000元人民币,没带银行卡,打算在大连呆一天,认为绰绰有余。不料付完当日打车费用和次日宾馆费用后,朋友未出现,谢某钱也花光,无奈走进救助站求援,最终在受帮助下返回香港。
这件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初看还以为是恶搞,但网上正规媒体报道颇多,看来真有其事。根据报道提供的细节,这名“香港屯门人”谢先生不是一般主张“港独”的“愤青”,他育有一儿一女,前妻是重庆人,在深圳有点生意活动,对内地算不上陌生。谢先生多年前去过重庆,觉得跟香港相比,内地的各种花销很便宜:“我原来的丈母娘家离重庆机场要坐八九个小时的车,我们当时打的,才花了不到900元”。
谢先生的故事只是个别的案例,但特殊性之中也存在着普遍性的线索。香港人之中有人对内地的消费水平如此缺乏认识,也值得我们警惕。
谢先生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台湾一档综艺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劳务部门产业辅导讲师高志斌聊到茶叶蛋时表示,内地群众收入非常低,根本消费不起茶叶蛋。高志斌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表示内地区域差异大,有些地方的人可能吃得起茶叶蛋,但“例如河南郑州农村人”还是消费不起,从此被称为“茶叶蛋教授”。
“茶叶蛋教授”还说过在深圳火车站吃碗泡麵,香味都能引五六十人围观。说实话,这个景象我也不陌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到内地旅游,吃饭时常有乞丐在旁等候,图的是那个剩菜。当时服务员要赶,我们都阻止,觉得他们不讨钱,甚有骨气。随着内地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完善、城市治理改善,最近二十年基本上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境。无论是“茶叶蛋教授”,还是香港屯门的谢先生,他们所理解的内地,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内地,远远跟不上形势。
对于“茶叶蛋教授”或谢先生,或“愤青”,我们都可以批评他们咎由自取,不主动认识当代内地的发展,自误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之中。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同样迫切地需要我们关注。
本地有媒体近日报道,深圳车辆管理部门疑因人手不足,悄然暂停让港人考试领取重型车辆驾驶证的业务,估计逾三百名中港货柜车司机,因续证时欠交文件遭吊销驾驶证,最终因没法重考领回证件而被迫转行,不少有意驾驶货柜车的港人,也因考试无门难以入行。
全港司机大联盟副主席姚贵到深圳车管所了解问题,负责人向他表示因人手不足,又无资源增聘人手,因此没法为属于境外人士的港人提供考试。报道表示姚贵对这个理由“大感惊讶”。事实上,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港人属于境外人士,从到医院做体检、开通手机支付或网上理财产品、入住宾馆、购买高铁票,甚至购买电话卡,都有种种的不便。有时候不是港人在政策上“不可以”怎样怎样,而是基层执行单位因为人手或电脑系统不匹配等种种简单但具体的行政原因,就是办理不了。
内地最近因为种种不稳定因素,提升了保安措施,例如使用网络和手机需要实名。这本来已经容易引起(尤其是港人)的埋怨,讽刺的是,在实名制之下,港人因为电话和证件格式跟内地不同,往往进一步被排斥。内地网络种种的创新,港人客观上基本很难参与,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为史前动物。
最近国家宣布“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纲领,亚投行的成立成为国际秩序更新的转捩点,全世界都很兴奋,香港将如何也搀一腿,成为了迫切的问题。面对新形势,特区政府照旧表示,香港作为国家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能够发挥“超级联繫人”的角色,连结环球企业和内地市场,带领世界各地开拓内地的庞大商机,香港政府会继续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和业务。这些老掉牙的说法,在今天还有什么意思?
明摆?的,亚投行总部已经宣布将设在北京。北京!说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它连上海、深圳也比不上!但哪又如何?“一带一路”整个布局,怎样看都更有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香港将来面对的挑战只会更大,怎样还能只拿?老黄历就能应付过去?
到最后,我对香港能够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仍然有信心,但能发挥的看来只会是大企业、“新香港人”如马云和马化腾等。“本土”的中小企和某些人,在政策没有理顺、知识没有装备的情况下,将进一步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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