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晋：政改核心在于必须接受人大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特首普选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资料图

　　文/骆晋

　　为推动“泛民”接受政改方案，有学者锲而不舍提出“折衷”建议，包括“白票守尾门”、由退休大法官进行全港性民调、两派进行电视辩论等等。但不仅建制派反应低调，即便是反对派也多以冷嘲热讽。事实上，学者的用意应当充分肯定，但政改的核心与关键并不在这些枝节性问题，而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8．31政改决定是否被接受。只要“泛民”一日不接受、不尊重、不认同人大决定，则政改便无通过可能。当前留给“泛民”的不仅是如何面对强大民意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在当前“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上准确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距政改方案交至立法会表决，剩下约两个月时间，而如今摆在各界面前的事实是：推动实现普选的是中央与特区政府，而极力阻挠普选的是所谓的“民主派”。不论是“占中”期间的歇斯底里，还是“占中”惨败后的色厉内荏，市民至今也无法看到来自于“泛民”阵营的立法会议员的积极、负责任的举动。相反，当某些议员希望“以民意作为投票参考”时，遭到内部的猛烈攻击。这种态度固然可以冠之以“绝不让步”的理由，但却是以全港市民利益作为筹码，是在“损人不利己”。

　　当然，“泛民”的这种态度，从政治操作的层面而言，并不难理解，他们或许需要一个“转弯”的理由；“占中”站得如此激进，如果什么也达不到，是很难向支持者作交代的。说到底，这是“面子”与“里子”的问题。港大教授陈弘毅深明这种政治现实，因此，过去一年来他多次提出各种方案，“折冲樽俎”，努力要去找到一个“中线”，让各方都能接受。中央政府的立场所有人都明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及人大决定办事，已是退无可退。因此，陈教授希望拿出一个方法，去让“泛民”有足够的向支持者交代的理由去投票通过普选方案，用心良苦，用意良好。

　　但实事求是而言，所提出的建议，从早前的“白票守尾门”到“法官民调”及“电视辩论”等等，都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前者委曲求全，却有违反基本法之嫌。后两者更如同“舍本逐末”，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即便两建议都实现，也无法改变“泛民”立场与态度，更不可能令方案通过。

　　对于“白票守尾门”建议，坊间多有评论，法律争拗亦逐渐清晰。昨日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再次表示，普选虽然由市民选出特首，但提名权在提名委员会，而最后任命权在中央，故如果另设机制例如“白票守尾门”，否决提名结果便违反了基本法45条规定，“特首委任权在中央，不是市民”。梁爱诗称，希望找到令各方接受的方法，但必须按基本法及人大8．31决定进行，否则不能接受。

　　而“电视辩论”建议更是无法引起共鸣。“泛民”初时应诺，后又归于平静。例如公民党梁家杰，以为可以与特首梁振英“同台对阵”、增加自己日后选特首机会，而雀跃万分。梁家杰行动的本质并非要促成方案的通过，而是要借此“抽水”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由头到尾，“泛民”算计的不是“寻求共识”而是“如何获利”，这种赤裸裸的政治算计，实际上是对建议本身的讽刺。

　　建制派这一方同样抱以冷待，原因不难理解。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对于透过电视辩论可以左右政治力量，阻碍政改通过“甚有质疑”。现时最大的问题是建制派及“泛民”都没有一个具代表性人物，可以“一言九鼎”，认为透过民调或电视辩论去改变现状，有相当大的困难，即使由官员做代表，亦不等同得到全面支持及有代表性。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的叶刘淑仪更认为，如果辩论只是“口舌之争”考辩才，未必可以推动政改方案通过。

　　所有这些建议之所以流于“失败”，并非提出者没有诚意，而是建议的对象没有足够的诚意。当前政改的核心亦是关键，不在于一些枝节性修改，而在于大原则的认可与否，尤其是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态度。“泛民”至今仍然声称“人大决定不撤、必定否决方案”，甚至以集体联署公开声明的方式去否决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只要这种态度不改变，政改无法通过，普选亦会成为泡影。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非常清晰地指出关键之处。他在提及香港的“三个一”：树立一个目标、巩固一个基础、共筑一个梦想，强调政改的“基础”，这就是，“行政长官普选必须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是实行行政长官普选的宪制基础，这个宪制基础具有牢固的法律地位，不容挑战，不可动摇。香港实行普选，必须遵从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定的核心要素和制度框架。任何漠视甚至曲解基本法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对香港法治的最大的破坏；任何脱离甚至违背基本法的要求，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泛民”以为肆意否决政改而可以不负上任何责任，将是极其可笑的幼稚思想。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要以为中央会再作出原则性让步，更不要以为“推卸责任的机会”会随时出现。尊重民意、尊重宪制基础与法律原则，作出敢于承担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