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攻讦不能超越道德底线

        文/刘乃强

　　梁振英家庭最近发生的问题，按道理说，任何一个稍有道德良知的人，本不应幸灾乐祸，更不应火上浇油。可是，在所谓“主流”传媒领军下，一些政治评论员和网民借题发挥，为打击梁振英，极尽挖苦的能力。一时间，极不公道也不负责任的言论充斥着市面。为了撰写本文发出平衡一点的声音，我不情愿地查阅了相关报道和评论，看过以后，更是不得不说：实在是太过分！

　　没有同情心的反对派

　　犹记得去年十月香港“占领”运动期间，有市民不满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发起运动影响市民生活和生计，于是在网上号召反“占领”人士也去围堵黄之锋的住所。当时在金钟的黄之锋得闻此消息，便到“大台”上公开回应说：“唔好搞我父母，祸不及父母。”

　　日前，梁振英女儿在脸谱上发表对母亲的不满内容，并有救护车和警车到场，其后证实没有需要服务后便离去。梁振英主动召开记者会，指女儿健康有些问题，情绪反覆，请公众给予女儿康復休息的空间。而当日拿着咪高峰叫人不要搞他父母的黄之锋，在脸谱上发表了长达一千四百字的贴文，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批评梁振英，认为“（梁振英把）嗰种‘成功人生’嘅概念套落齐昕度，根本就系玩残佢”。如此双重标准，让人咋舌。

　　别人的家事本来是私事，外人不应该管，但万能的反对派论述自然有方法把私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除了涉嫌“家暴”以外，无耻评论员把事件提升到人权和滥用公权力的高度，一方面质疑为什么梁齐昕被“剥夺”自由，甚至不能按自己意愿到医院求医，另一方面质疑为什么医护人员和警察只听梁振英“指挥”离开而没有处理梁齐昕的诉求。

　　从公开信息看来，整件事很简单，只要求我们作一个不算困难的判断。事情大体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梁齐昕版本：梁振英夫人长期在语言和身体上虐待梁齐昕，梁振英包庇夫人，剥夺梁齐昕各种自由，利用自己权力阻止警察和医护人员插手。第二个是梁振英版本：梁齐昕情绪不稳定，说的话不一定全部可信。

　　对于反对派来说，赋予梁振英任何可信性都是不能想像的，因此梁齐昕的话无论有多少疑点，他们都必须照单全收。很多评论大篇幅引述梁齐昕“脸谱”上的留言，尤其是有很多中文难听字眼那一段，并在这段话代表“事实”的前提下作出种种判断和评论。这凭的是什么？凭偏见！

　　如果梁振英说地球是圆的，相信练乙铮之流也会第一时间跳出来论证地球其实是方的。但他们在诋毁梁振英的同时，其实也深深伤害了无辜的警察和医护人员的权威。医护人员来到现场，如何处理个案有既定的守则和他们自己的专业判断。他们最后没有如梁齐昕所愿把她带走，有人因此更失望。但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先假设医护人员违反专业操守。

　　政治文人内心的阴暗狠毒

　　现在的媒体，动辄大字头条“梁齐昕自爆遭家暴”，不但没有把事实搞清楚，连概念也弄错了。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就表示过，最近有报道将家暴以及亲属之间的暴力混淆。实际上，家暴是指配偶，或有亲密关系，不论性别伴侣之间的暴力，如果不属于这个范围就不是家暴，因此家暴指引不适用。这样的劣质媒体，不但没有道德，也不专业，还要破坏警方和其他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居心叵测。

　　这一切的背后，还隐约浮现?一种可怕的庸俗权利观。任何人都有权报警或叫救护车，却没有权利强迫警方或医护人员如何处理。

　　我觉得心里有点闷，很恐慌，把医护人员叫来，让他们马上把我送到急症室，他们进行初步检查后觉得没有迫切性，不愿意，那我的“人权”就受到侵害了？

　　有关庸俗权利观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反水货客示威者获法庭保释，但被禁止踏足屯门一事。有外籍记者Richard Scotford在“脸谱”上评论：“说真的，这怎可能发生？任何惩罚或限制人身自由，只应该在被法庭判处有罪之后才可以施加”，反对派“脸谱”群组大为推崇，纷纷转发。

　　事实上，香港法律第221章《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D条第三款b明确表示法院“可规定获准保释的条件为获准保释的人”“（v）不得进入法庭所指明的任何地方或处所”和“（vi）不得进入法庭所指明的任何地方或处所某一距离的范围内”。这就是法理依据，就是“外籍记者”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天下父母心，梁振英一句“没有父母口中不是的子女”，获得了大部分有良知的人同情。把公共领域中适用的要求和规范套用到私人领域之中，是行不通的，只会带来种种的不良后果。

　　为人父母，要公开承认子女身体的毛病，已经非常难受，大家还不相信他的解释。难道大家还需要梁振英拿出医生开的证明？这样做难道又符合医生应有的操守？

　　经过此事之后，香港似乎不再配享有言论和新闻的自由。一个堕落的城市最终必然衰败，大家就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