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改”如何加强管治施政？

        文/杨坚

　　有一种观点：如果不能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特区政府将难以管治和施政，因此，2017年非实现普选行政长官不可。

　　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第一，2017年能否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取决于反对派是否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后者迎合反对派意愿而做修订。这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关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没有任何妥协的馀地。第二，即使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也不可能根本解决特区管治和施政困难，因为后者涉及一系列问题。譬如，有些人反覆强调，行政长官经普选产生，认受性远大于经1200人的选委会选举产生。这是唯一强调选民投票授权的“认受性”而故意抹杀公民（居民）日常对政府管治施政满意度的“认受性”。事实是，在普选中以高得票率当选的领袖人物，可能在其后管治和施政过程中遭民意抛弃。

　　加强重大问题的舆论引导

　　香港从港英殖民管治向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转变，涉及管治和施政的全部环节，需要传统建制与时俱进，需要政治政党化适度配合，需要香港中国籍居民对回归后新身份普遍认同。这一切不可能随普选制度建立而自动实现，相反，恰恰由于这一切过于落后，以致于2017年很可能错失普选。

　　所以，眼下，一方面，必须尽最大努力推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一方面，必须冷静思考，如何在“后政改”即今年6、7月立法会表决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后，尽最大努力加强特区管治和施政。

　　首先，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影响管治和施政的重大问题的舆论引导。譬如，今年以来，香港社会尤为关注内地居民“自由行”及“水货客”问题，对此，舆论的视角和观点殊为分歧。

　　举一个例子。3月17日《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接连发生以反水货客为名的“港独”暴力示威，对本港旅游业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网上近日疯传内地旅客过境香港时，以表明不在香港消费的行动以示不满的图片，亦有准备来港公干人士担心在香港的人身安全。旅游业界表示，上月访港内地旅行团按年率劲跌30%，本月初按年率更是暴跌近60%，东南亚旅客也录得按年率20%的跌幅，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担心，若跌势持续，全年访港旅客数可能减少4%至5%。

　　同一天，《苹果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全港约315个工商住物业的业主，下月初将收到2015至2016年度新差饷及地租通知书。受内地自由行及水货客带动，上水、元朗和屯门等地区商舖租金狂升，上水水货客扫货热点之一的新功街，有地舖租值5年间狂升逾三倍；药房、化妆品店及日用品密集的新丰路，商舖租值更超越尖沙咀加连威老道地舖租值。评论指自由行及水货客成为推高租金的元兇，得益的只有业主，居民却承受物价高涨之苦，忧虑街坊小店将在北区绝迹。

　　至今，特区政府面对上述不同视角和观点是听之任之，理由是尊重言论自由。其实，是被舆论牵?鼻子走而放弃领导责任。“自由行”实施近12年，固然对香港有利也有弊，但究竟利大还是弊大，必须分清楚。反对派“攻其一点不及其馀”；近一年多来，尤其79天“佔中”之后，反对派激进团体更是将反“自由行”作为鼓吹“港独”的手段。对此，特区政府责无旁贷，必须引导舆论坚决驳斥和反击。

　　告别“积极不干预主义”

　　一方面，对错误思潮放任自流，另一方面，深受“积极不干预主义”束缚，近两年半来，特区政府对待“自由行”的态度是不断摇摆——当本地舆论偏重“自由行”带来的问题时，政府释放将调控“自由行”的信息；当本港零售业和其他旅游相关行业反映内地游客减少造成负面影响时，调控“自由行”的打算销声匿迹。可见，特区政府不仅必须引导舆论全面客观评论“自由行”，而且，必须告别“积极不干预主义”，采取适当政策措施切实解决“自由行”不免伴随的暂时性、局部性问题。“自由行”属于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策范畴，其制订和修订固然属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却不等于特区政府无可为。

　　特区政府应切实制订和实施推动旅游及相关行业发展政策，提高本港接待游客能力。自特区第二届政府以来，包括本届政府，一贯视旅游业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理应持续地获得政府的支持和推动。然而，近两三年来，本港接待游客的能力与需求的差距有增无减。

　　特区政府应採取行政措施管理“水货客”。在新界紧邻深圳的若干城镇和铁路车站，的确存在着“水货客”充斥现象。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採取执法行动予以打击，但是，迄今未採取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可採取行政手段将“水货客”分流，既提高其交易成本而抑制其活动，又能避免给有关地区居民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