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中央对普选态度坚定

　　文|杨坚

　　今年4月4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25周年，香港有关团体将隆重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原定出席。3月9日，汤家骅向媒体披露，据特区政府有关人士告知，李飞访港期间将会晤若干甚至全体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以争取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27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必定否决任何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制订的普选行政长官议案。

　　3月10日上午，北京作出明确回应，是日下午由特区政府向媒体披露：鉴于反对派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体声明坚决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坚决阻挠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李飞取消访港。

　　基本法25周年非一般日子，李飞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可以选择出席有关纪念活动而不同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会晤，为何做取消访港的决定？

　　香港整体政治形势不利对话

　　除了对于反对派坚持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挑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言行表达强烈不满外，还同香港整体政治形势相关。

　　当前香港整体政治形势的焦点无疑是2017年能否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反对派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形势之复杂在于，若干所谓“建制派”政治人物，也许因为缺乏正确判断政治形势的能力，也许别具怀抱，继续发放同爱国爱港立场相偏离的言论。

　　就在27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香港发表联署声明的同时，在北京，一位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行政会议成员向有线电视记者表示，如果中央官员正式表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不是“终极”方案，加上支持“袋住先”的民意提高，有可能促使“泛民主派”议员支持通过政改。他称，中央官员正式表述2017年不是“终极”方案，释放少少空间，可以让各方感到走出一步后，还有第二步。这番话所隐含的意思是，妥协应当由中央先行一步。

　　无独有偶。3月10日下午，特区政府已获悉李飞取消访港，然而，行政会议召集人主动会晤媒体称，他相信大部分香港居民希望在政改问题上有沟通，但是，双方都要有向前走的意愿，才能展开对话。这番话予人印象是“不偏不倚”。

　　不宜轻易质疑有关人士的动机。但是，不能不指出，面对反对派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央，“建制派”人士怎么能够要求中央让步？怎么能够表现得“不偏不倚”？

　　3月9日，27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是第一次联署发表声明。唯独汤家骅在声明上签名后公开表示对声明若干措辞持异议。但是，他毕竟站在反对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的立场。

　　3月9日下午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当时身处北京者也许不知悉。但是，香港政治形势演变至何种境地，香港重要政治人物是应当知晓也必须知晓的。

　　从去年8月20日26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发表政改承诺书，到今年3月9日27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不只是本届立法会全体反对派议员由缺一人签名到全部签名之差别，而是折射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后，经历79天“占中”非法行动，香港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转变。

　　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是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举措。在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问题上，中央将坚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底线”即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特区直辖中央。

　　79天“占中”是香港本地形形色色反对派一次对抗中央的联合行动。如果不是有人利用“占中”向中央施压企图逼迫中央让步，如果不是有人暗地提供“占领者”以各种支援，那么，“占中”不会持续79天。

　　建制派应发挥承前启后作用

　　至今，支持所谓2017年“袋住先”的民意未能形成压倒性优势，同反对派政治主张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为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所认同相关，也同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貌似公允的表现相关。

　　“九七”前后平稳过渡，需要传统建制人士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某些人尝到了左右逢源的甜头，或者对“承前”必定向“启后”转变失去政治敏感，或者贪恋“承前”而不愿意向“启后”转变。于是，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演变至围绕普选而摊牌时，他们就表现得不是“或左或右”便是力图“不偏不倚”，不仅不能推动民意向反对派施压，相反，同爱国爱港阵营拉开了距离。

　　面对香港整体政治形势如斯状况，中央采取明确而坚定立场。李飞取消4月访港，不只是向反对派示以颜色，也是给“建制派”人士以警示。

　　至今，在“建制派”中，仍不乏要求中央让步以换取至少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支持2017年“袋住先”者。是他们清醒的时候了。只有最大程度地孤立反对派，才能够促使后者分化和分裂。否则，香港政治形势将会既十分胶着又十分动荡，多年来乐于“不偏不倚”者将失去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