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宁：“港独”侵蚀青少年祸害无穷

　　文|崔宁

　　在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中，持续七十九天的“占中”危害最大，教训也最深。这个港版“颜色革命”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反对派各种势力和社会上各种激进主张搭起大台，各路妖魔尽情表演。在这前后，“港独”作为一种社会逆流、一种潜在的威胁，遇到了合适气候，从暗涌变成公开，从潜在威胁变成直接冲击，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

　　社会各界都在对教训深刻的“占中”反思，尤其是对泛滥其中的“港独”侵蚀青少年现象，给予高度警惕。特首梁振英前所未有地在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港大学生刊物《学苑》提倡“香港民族”和“命运自决”，强调要警惕这些“港独”言行。施政报告还在青少年教育和发展策略上，提出更新中国历史课程，提升学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兴趣和认识的措施，并提出资助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最少各一次到内地交流的计划。很显然，政府真切感受到了青少年思想认识上的缺陷，并且也清楚产生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缺乏对国家的正确认知，缺乏作为一个“一国两制”继承者应该有的爱国情怀。

　　“占中”期间，学联和学民思潮成为占领区的主力，在所谓五方平台占其二。这个打着“公民抗命”旗号的街头对抗，实质就是抵制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制，试图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两个激进学生组织提出不少带有明显“港独”色彩的主张，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令人忧心忡忡。

　　作为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发源于三年前的“反国民教育”，对政府提出在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加以抵制，并占领政府总部。在这个过程中，以认识国家历史和现代发展、培育爱国主义情怀为宗旨的课程被污蔑为“洗脑”，被妖魔化。最后政府被迫取消原定三年的开展期，开课与否由学校自行决定，虽未撤回课程指引，但承诺五年内不再推动。

　　“国民教育科”所受到的挫折，不仅体现为政府国民教育政策的受挫，亦突显香港社会国民教育的缺陷，长期积累的矛盾暴露出来。国民教育的缺陷令一些青少年对国家缺乏正确认识，缺乏真挚情感。如此，要正确辨析“一国两制”深刻内涵和意义就成为奢谈，各种偏见和错误认知必然无孔不入。在“占中”期间，“学联”和“学民思潮”及其周围聚集的一群学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方面镜子。

　　学联作为香港大专学生的组织，“占中”期间提出的要求和口号亦或多或少透露出“港独”气息。例如，在“占中”发生当天发表的《抗命书》，就提出“重夺属于我们的香港”主张，并发出“推翻高墙”的号召。这个组织的代表后来还在英国议会听证会提出“重启南京条约”要求，赤裸裸地露出“港独”意思。

　　近日，“热血公民”等激进组织，利用内地“水货客”现象，接二连三发动攻击和污蔑内地居民的行动，这些渲染“本土意识”，旨在表达分离倾向的示威，参加者基本上是青少年，甚至有大学生参与其中。所叫嚣的“光复”，不仅带有对同胞的敌意，亦彰显将香港与祖国割裂开来、将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的错误倾向。这行动与早前所谓的“驱蝗”一脉相承。

　　透过这些现象，人们都能看到，在一些青少年意识上，完全缺乏国家整体观念，只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香港这个狭小范围内，对内地存在排斥和敌意的心理，更不用提爱国情怀。“爱国”，在一些人看来，甚至难于启齿。

　　香港根本不存在实现“港独”的条件，但“港独”作为社会上存在的一种逆流，对社会稳定繁荣的危害，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侵蚀不容小觑。“港独”倾向藉着“本土意识”，从暗流到公开叫板，从一些政治势力的主张向青少年传播扩散，并形成不可低估的思潮，是相当危险的信号，社会给予警惕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

　　“占中”期间明显暴露出来的“港独”对香港社会的危害，以及对青少年造成影响的现实，亦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日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新春酒会致辞时就指出，不容许藉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散布“港独”言论，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与中央政府搞对抗。他在总结反思“占中”教训时，提出了“四个应当”，其中第三点就是针对青少年问题而阐发，指出“为了帮助香港青少年成长为具有民族自豪感、国家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各方面都要多给予正面的引导、长辈般的关爱、朋友般的沟通和持久的努力。”

　　这里提到了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国家归属感、社会责任感，正是香港社会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的三个重要方面。社会要消除和抵御危害“一国两制”的观点倾向对青少年的侵蚀，尤其是“港独”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久前新制服团体香港青少年军总会成立，该会注重培养青少年自信心、责任感、自律性和团队精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青少年需要牢固树立的最基本观念。故此，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全社会都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观念，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环境培育，从了解中国历史沿革到现实社会状况，从客观认知到情感培育等多方面努力，使爱国爱港成为青少年的自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