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堵屯门往深圳湾的巴士站
文|沈家聪
“占中”之后“港独”势力迅速冒起,不仅声势、人数乃至与各政治团体的联系等方面,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占中”实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港独”寄生在所谓的民主、自由主张之内,利用“占中”社会被严重撕裂的机会,通过各种极端手段而不断壮大。观察这股极端势力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对派势力的支持与包庇、境外势力提供的金钱资助是其得以生存并壮大的关键因素。
“港独”团体数目剧增
“港独”曾经是一个伪命题,在香港回归之后的十多年间,长期都只是数百人的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言行与主张。但近两三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港独”势力突然极速膨胀。
粗略统计,仅仅是明目张胆打正旗号“港独”的团体就有十多个之多,有正式“名号”的如:“香港独立联盟”、“香港建国军团”、“港人自决蓝色起义”、“香港人要开国”、“香港精神”、“香港国”、“一人一票要求香港独立成为民主国家”、“香港旗飘扬”、“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以及诸如“调理农务兰花系”、“热血公民”等团体。除此外,尚有大批隐性“港独”团体,他们不敢明言支持“港独”,但却以各种方式去主张“去中国化”、“脱离大陆”影响。例如,由香港人成立的英文网站的“FreeHongKong”,表面上是打着“自由香港”的名义,但实际上其网站的宣言是“只有独立才能救香港”(independenceistheonlywaytosaveHongKong)。这类网站、博客等个人或组织,数目日益增多。若与一年前、三年前相比,数目多的堪用“惊人”来形容。
但凡一新种事物的出现,背后总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因素。有人称,“港独”本不存在,是中央与特区政府打压后“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这是倒果为因的荒谬论调,“港独”之所以出现并在近年里迅速冒起,远因固然是香港一百多年殖民地历史经历,近因则是“占中”宣扬的“违法以达义”式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正义论”,但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如果没有香港反对派政治政客的支持包庇与纵容,如果没有包括台湾等境外势力的金钱资助,是不可能有此局面。
第一,反对派的包庇与纵容。综观香港的反对派,没有多少人会公开表明“反对港独”。公民党梁家杰上月在特首答问大会上虽然称“不支持港独”,但这不过是被迫发出,因为他只是“不支持”而非“反对港独”。事实上,公民党正是“港独”理论的最积极推动者,梁家杰更曾在立法会上发言时,公然替“香港民族”这样的“港独”言论张目,声称这是香港谋求发展的重要理论。其后他还在接受访问时称,公民党将修改党章,而预计“香港民族论”、“香港公民”等“港独”主张将会写入党章之内。
若无金援断难持久
像公民党这样的政治组织,不论主张还是对外宣传,都已近乎“港独”的思维,试问,要他们去采取实际行动批判“港独”现实吗?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公众可以对比,两年前“香港人优先”闯军营,以极端手段去挑战法律、挑战社会容忍底线,但纵使如此,香港社会精英,包括那些自命维护法治的大状们,没有一人站出来批评这种行为。公民党一批人还在攻击称这是“中央替二十三条立法而寻找藉口”,没有一字质疑这种“港独”主张。不仅如此,港大《学苑》三番两次出版“港独”专刊,公民党、工党、民主党等政客,也没有一人敢批判《学苑》的“港独”主张,反倒攻击特首梁振英“兴文字狱”、“扼杀言论自由”。
就在昨日,立法会辩论致谢动议时,“泛民”政客仍然只字不提“港独”,满口尽是“维护言论自由”。正是这样的反对派,“港独”势力才有生存并壮大的土壤。
第二,境外势力的金钱资助。“港独”早已由言论变成实际行动,而这些行动耗费绝非小数,如果没有资金支持,绝不可能维持长久。事实上,不论是“香港人优先”,还是“调理农务兰花系”,抑或是“热血公民”这类团体,背后都有着说不清楚的境外联系。过去曾有舆论与报道指出,“台独”势力对香港的“港独”势力资助最大。无论是“独立自治”的理论指导,还是最实际的金钱援助,境外势力尤其是“台独”势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以《香港民族论》为例,当中占了重要篇幅的“台独”理论的重要人物吴叡人,此人赤裸裸地称“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逐渐与中国划清界线的历史”。“台独”势力如此热心支持“港独”,用意太过明显,就是要“拉人陪葬”,同时进一步牵制中央政府的精力。
现实已经一再发出警示,在反对派政客的一再包庇与纵容之下,在境外势力的金钱资助之下,“港独”势力正在不断冒起。而其所采取的手段,必然是极端激进,他们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挑衅,意图去测试中央、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社会的底线。如果不对此种邪恶势力采取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则当“港独”摧毁香港那一刻到来之时,为时已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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