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香港应汲取西方民主教训

　　文|周八骏

　　2014年11月18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个题为《民主在21世纪有对手吗？》的圆桌会议吸引了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所讨论的是西方民主制度正陷入其问世以来第一次严重危机，这是当前全球“百年一遇”乃至“五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调整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因为做主题演讲的是福山（FrancisFukuyama），对福山演讲做评论的是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和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

　　福山是着名的《历史的终结？》的作者。该文写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前夜，使福山成为极少数准确预测“冷战”终结的西方学者之一。米尔斯海默是美国着名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专家，其《大国政治的悲剧》奠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地位。相比较，卡赞斯坦最少介入公共生活、最深钻研学术，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荣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美国科学院院士桂冠。

　　“自由民主终结历史”不符事实

　　尽管福山坚称民主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他必须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非西方模式的崛起和成功？第二，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新晋民主化国家陷入的困境？第三，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自身遭遇的治理困境？

　　福山承认中国巨大成功源自中国漫长的现代国家史、成熟的威权体制和丰厚的儒家治国理念，但他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终究无法回避内生性的“坏皇帝”问题，也无法推广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对西方民主构成根本挑战。关于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福山强调所谓“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关于老牌西方国家自身的挑战，福山重申政治衰退的风险，尤其指出美国出现民主体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

　　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分属国际关系不同理论流派，对于世界政治有着不同的假设和推演，但是，都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米尔斯海默批评美国“输出民主”，往往成为对外扩张的动因，美国已经成为“后冷战”时期对外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卡赞斯坦指出，福山对于制度的强调失之偏颇，权力与政治的互动不仅体现于政治制度，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向度和知识内涵。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融合，不止于代议政制。从更广阔角度看，20世纪世界政治分水岭，不是福山所认定的1989年“自由民主战胜共产主义”，而是二次大战后全球“非殖民化”进程所蕴含的多元现代性。

　　非殖民化终结了西方文明对于现代化阐释的垄断，非西方文明复苏和崛起则丰富了现代文明体系。即使西方国家也呈现民主多样性，远非自由民主单一概念可以概括。“冷战”结束后，人类文明组织形态更加多元化，现代化道路纷繁复杂，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理念和权利观念大异其趣，所谓“自由民主终结历史”是一个主观武断。卡赞斯坦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制最终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类组织形态，而不是全部。

　　笔者以上引述的是非香港媒体关于那个圆桌会议的报道。香港学界和政界是因为太过专注于本地政制发展抑或对西方民主过于迷恋而疏忽了康奈尔大学为纪念其150周年校庆而举办的那场高层次讨论？总之，在香港本地媒体上看不到那一场精彩的辩论。

　　自1974年亨廷顿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轫以来，人类历史过去了40年。期间，1989年是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顶峰。近年来，全球民主化整体受挫，出现4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倒退现象。

　　在全球结构中认识港政制发展

　　福山不相信“中国模式”能够根本挑战西方民主，却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他所担心的中国的威权体制终究无法回避内生性的“坏皇帝”问题，正在被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认真切实地解决中。

　　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置于全球结构全面深刻调整之中来分析，就容易明白，反对派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国际标准”以及以之为基础追求所谓“真普选”是何等可笑！是幼稚得可笑！也是荒唐得可笑！且不说“一国两制”是人类历史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鉴的伟大探索，在“一国两制”下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必定具有特殊性。即使在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从来就没有单一模式，何况，今天，那些曾经成功的民主制度正承受着各种矛盾的严厉拷打！

　　福山指出，美国之所出现民主体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财富过于集中，导致精英紧握政治权力以谋取利益；二是利益集团渗透美国政治制度，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施政。今天，香港也面对经济增长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和利益集团等结构性问题，发展香港民主制度时，对于这些问题岂能视若无睹？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