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
“身份排序让我担忧”
新京报：近几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双非”事件、奶粉事件，到前段时间的“街头便溺”事件，分歧为什么越来越大？
梁文道：这两年香港在这些两地矛盾中，体现出一种极端的族群态度。我很讨厌族群态度，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身份排序。举个很荒谬的例子，假如我误入了女厕所，女士骂我“你怎么那么无耻”，我能说“怎么了，你瞧不起中国人吗？”
这种身份排序让我觉得很可笑，也很担忧，香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意识，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港人对内地的态度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而两极分化，精英阶层喜欢内地，因为有共同利益；底层人们反感内地，因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梁文道：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的确认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了，担心内地越来越多的人来香港，但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客观上又割不断和内地的联系。
新京报：香港一些新生代说自己是“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代”，你觉得这种本土价值观是什么？与内地的价值观有差异吗？
梁文道：举个例子，地铁里，香港人让完座位会躲得远远的，他怕对方觉得自己要表达这种善心。他们很热血，也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但不喜欢宏大的叙事方式，不会把“爱香港”这样的态度挂在嘴边，会觉得天哪，很肉麻。
新京报：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气质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影响这里的人，你会怎么定义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
梁文道：我觉得我挺香港的。
价值与分享
读书人的价值是分享观点
新京报：你关注过今年高考的新闻吗？内地的一名学生放弃港校复读，选择内地高校，似乎前几年的“港校热”在逐渐变得理性。
梁文道：我知道这件事。这个学生的解释很特别，她说自己喜欢更纯正的国学和中文，这牵涉到她对两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她个人的选择，不是一个大的趋势。
新京报：关于你的标签有很多，作家、媒体人、书评人等等，你觉得哪个标签和自己的性格特征最相符？
梁文道：我觉得媒体人作为我的职业标签最合适，我主观上希望自己能成为好一点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不过这种东西没必要告诉别人，是给自己的承担。
新京报：你曾经做牛棚书院院长，现在也会经常推荐一些书，但在互联网时代，阅读习惯已经明显改变了。
梁文道：书的价值在于印在纸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载体发生了变化，比如以网络形式呈现，但价值还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变化影响了传统作家的市场价值，当然，作家的市场价值本来就很小，他的价值更多是传递观点，这种价值不是在市场上呈现，而是通过分享实现的。
新京报：你不用邮箱，也没有微博，似乎你与这个时代在保持一种距离？
梁文道：我有点跟不上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吃饭前要拍那些菜发到网上，好像没发过，就是没吃过。我不懂，为什么这种行为我们叫它“分享”，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吗，在我看来分享是很珍贵的，但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都这么廉价。
我不用邮箱、微博，也没有脸书和推特，我和这些社交软件有距离感，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绪和观感我都没有，但同时我也很清醒。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吧。
新京报记者贾鹏实习生曹忆蕾北京报道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