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电（记者 黄博宁编译报道）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里·维内(Ali Wyne)8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阐述了中国在世界上“缺少朋友”的五个理由。第一，中国对结盟的厌恶态度；第二，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三，中国与邻国的大小比对而遭致的猜忌；第四，中国将自身发展放在首位的战略决策；第五，中国超级快速的增长。作者认为，中国不结盟的局限性已经凸显。虽然中国并不谋求全世界的领导权，但如果想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结盟会更加主动。文章摘编如下：
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亚洲国家表示，巡航自由、亚洲水域自由通行以及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这样的立场是可怕的。可当时没有国家为中国说话，却有12个中国的邻国表态支持希拉里。中国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中国是大国，而其他国家都是一些小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金融时报》撰文认为，杨洁篪这一表态破坏了十多年来中国微妙、勤勉而高效的外交。
文章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的熟人不多，朋友更少，而本周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再次彰显这一事实。《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军力的崛起、对无人居住的暗礁、珊瑚、沙地的声索可能引发与其他声索这些地区主权的邻国间的冲突。而美国与这些邻国中的三个有同盟关系，并在其受到攻击的时负有保护义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布鲁斯 琼斯（Bruce Jones）曾在著作《还得我们来领导》中说，美国有50多个盟国，而中国的“战略盟友”却少之又少。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距呢？
第一，历史原因。冷战期间，夹在美苏之间的经历使中国对结盟有反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冯璋（音译）认为，中国自1982年来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不结盟”作为外交原则，并将其说成是令人不快的冷战残留。尤其是看到美国的亚太的盟友利用“再平衡政策”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后，中国的这一不快就更甚。
第二，意识形态。尽管也认可自身价值的优越，但中国并不想像苏联那样，对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民主资本主义制造威胁。如今的中国依然是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中国很难与民主国家结盟。
第三，大鱼小池塘效应。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辽阔的幅员和众多人口，并在地理上与14个国家接壤，这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有内生的猜疑。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国在争议地区强有力的主权声索以及弹性越来越大的“核心利益”概念，削弱了其实现在亚太地区“和平崛起”的能力。
第四，中国将自身发展置于首位。虽然中国对待周边国家愈发坚定，但在亚太地区之外的行为仍然是事务性的。中国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发展与其他大国的事务性关系。通过提供贷款、基础设施援建换取重要物品的方式，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且中国并不在乎与其打交道政府的性质。文章称，事务性的往来与结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后者需要共同价值观以及战略结盟的原则。
第五，中国迅速的崛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将崛起的中国（1982-2012）与同时期的美国（1870-1900）、德国（1870-1900）、苏联（1945-75）、日本（1960-90）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值、贸易以及军费开支几个方面做出比对，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上升速度远比对比组中的其他国家来得快。
这种规模的上升势必引起焦虑，尤其当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继任的超级大国之时。虽然中国一直在倡导新的安全框架，希望削弱美国盟友在亚太的显着性，但似乎还没有考虑那之后对结盟的基本立场。
然而，正如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和黄宇兴在《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力量》一书中所说，不结盟的局限性已经日渐明显。中国也许并不渴望全世界的领导，但如果渴望同美国平起平坐，结成同盟可以更加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