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得不承认，仅就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实现分割这方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都还算不上是成熟的社会。这一点，在近几年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社会问题动辄政治化，所有不满统统归咎政府，大小问题一律指向体制，社会领域直通政治领域，中间毫无隔阻，正是两岸三地共同存在的问题。
年轻人对经济和就业不满，原村民对开发和征地不满，都可以瞬间转为激烈的政治活动，随便找个理由就直接占领立法机构，这种典型的“劣质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认为民主法治已经实行得很好的台湾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问题的根源，深植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当中，与自由主义学说无关。由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国是通过大规模的、暴烈且血腥的社会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光荣革命”或“天鹅绒革命”这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强大传统。早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起源于民间社会，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产物，都熟稔于自下至上的革命，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讽刺的是，作为国民党对立面而崛起的民进党，却又是一个更加民间、更加社会化的政党，更加缺少成熟政治传统，其党文化几乎就是早期革命党的翻版。
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民进党信奉自由主义，三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却统统都是民间型政党，不是国家型政党。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两岸四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却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见，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缺乏隔阻，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成一团，不是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共同的近代传统的问题。
民主观念颠倒了问题的实质
外人对此看得更清楚。《世界邮报》主编、《21世纪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作者之一的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国家霸权是建立在强制力——也就是硬实力——的基础上；为了保持稳定，国家必须在社会上确立起对暴力手段的垄断。然而，民间社会里的霸权却是建立在认可（consent）的基础上的。但正如葛兰西（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所指出的，共产党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型政党融合了两种形式的霸权，开创了维持权力的新途径，即模糊了强制力和认可之间的界限。”诚如加德尔斯所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它正在试图将两种形式的霸权融为一体，一方面强化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又努力维系民间的认可。
现在看来，只有中国大陆的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逐渐完成了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也逐渐具有了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分割开来的主动意识和操作能力。相比之下，无论是台湾的蓝绿两营，还是香港的建制、泛民两派，却还都延续着社会革命的传统，深陷于无谓恶斗的泥潭，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文革还在搞”。
更要命的是，这个形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在台湾和香港方面，表面上拥抱了自由民主，实际上也接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传统，但却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反倒误认为这才是相对于大陆的优越之处、进步之处，所以，决不肯自省和改正。在大陆方面，由于中共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是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通过“摸石头过河”悄然之间完成的，在转变过程中，执政党的名称没有改，章程和宗旨没有改，只是变换了路线，调整了方针政策，所以，它又无法以“过来人”身份对港台进行忠告。
就这样，在肤浅的民主观念误导之下，实质上的进步却背负着落后的名声，实质上的优越却被贬为低劣。北京明明看到台湾和香港都在走向歧路、落入陷阱，却无法进行规劝，因为真正的道理不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内，而官方话语在这方面的道理恰恰又自相矛盾。
这就是港台激进政治问题的实质，威权缺位放纵了它，革命传统养育了它，“影子政治”刺激了它，民主观念掩护了它，西方势力利用了它，岂有不蓬勃发展、愈演愈烈之理？
作者是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