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气质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尽管中国大陆经济体量已是世界第二，各种富豪层出不穷，国家资本输出规模化增长，“富强”已初成事实，但“文雅”却不见踪迹。20世纪最激进的文化革命席捲大陆，古典中国的道德存量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公民德性都很薄弱，而官本位、拜金主义等风习反而在“效率优先”的改革时代日益浓厚。因此，在港台人眼中，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陆客的变化似乎只是由“穷亲戚”变成了“富家爷”，在文明与文雅上并无长进，在民主与法治上也进展甚微。如果大陆朝向现代化的实际进步是80分，港台人肯定只愿意给出50分。由于转型时期法律与道德规范处于复杂变动之中，大陆未能展示出一个强经济体的道德与文化优势，未能通过每一个公民来传播文明的规范与力量。
对于公民素养匮乏的批评需要具体分析：第一，港台人一直强调的文明生活规范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城市工商社会的市民规范，这一规范本身并无特别优越性，而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城市生活场景为条件，是大陆人完全可以渐然学习、理解与践行的；第二，港台人基于此种市民规范对不大符合这些规范的内地人的责难，在形式上具有现代文明的外观，但在实质上夹带?怨恨与排斥，从而不自觉丧失了对同胞的宽容、帮扶与引导美德；第三，大陆公民素养的滞后，其本质原因不在于民，而在于官，在于大陆民主法治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进步，政治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开放，导致大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却没有同步完成道德与政治素养上的现代化，这是大陆今日的严峻主题。
具体到之前的香港街头童便事件，内地客固然有对城市生活规范的偏离，但港人行为中对同胞的围观、冷漠、揭丑、麻木也处处透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如果某种文明规范生产出的只是冷漠，其道德质地是可疑的。
内地人需要在大转型时代完成“公民成熟”，港台人也需要在中国梦时代展现富有宽容和怜悯质地的文明形象，防止在地方性“尊严焦虑”下倒退回“小市民”状态和锁闭心理，否则恐优势再失。政治阶段不同，但大中华一体，各守其分，亦应其合，才是中国族群长远共存之道。
(田飞龙 作者为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