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尊严焦虑，我们应当认识到：
第一，这是一种现代属性的正当焦虑，所谓越精緻的东西越脆弱，如果双方互动中不对此种敏感而脆弱的社会心理予以充分理解、安抚和转化，则心理对抗与认同危机永难消除；第二，尽管有正当的出发点，但港台部分人对自身力量与优越性的“实质空虚感”又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产生一味自保的文化与政治诉求。
这种地方性“尊严焦虑”和大陆客的种种不太规范的在地表现往往冲撞合流为一种港台“本土化”意识，太阳花学运与占领中环诉求大体可归入此类。这种意识的高级版本表现为政党的激进纲领以及文化学者的学理建构（“台独”学理、香港城邦论等），中低级版本表现为艺人群体的侮辱言论和普通市民的街头责难。这种意识未必一定等同于独立，但独立在逻辑上也是选项。
在独立无望时，用尽制度性资源也会成为港台精英的理性选择：第一，台湾通过“占领立法院”瘫痪国民党执政管治能力，实现两岸交往正式程式的强制性变迁，建立刚性的两岸协议监管机制，注入“解严一代”的政治审美观与生活方式想像，实质终结“两会”机制代表的和平交往传统；第二，香港通过围绕特首普选展开的“占中”行动，其本质目标在于通过争取最有利的选举框架实现“泛民派治港”的政治目标，以“两制”凌驾“一国”，对政治主权加以法律化解和本地化区隔。需要区分的是，港台内部反对力量基于地方性“尊严焦虑”的最高目标是民主自治和文化自保，未必有激烈对抗中央和民主反攻大陆的政治雄心，从而使“反中”的远景预期在港台民主派与国际支持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分歧。
我们确需看到港台学运、社运、民主反对派、艺人侮辱言论、市民街头责难背后深藏?的地方性“尊严焦虑”以及其政治与文化反弹动作对这一焦虑的回应性质与后果。
“土豪”在内地成了网路热词，但内地的审美重心在“豪”而不在“土”。港台则不同，对于同样的内地土豪做派，他们的审美重心在“土”而不在“豪”。港台对大陆客的旅游购物开放是引发“尊严焦虑”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港台人心理优势在于：我有钱，我有文化，我有民主，我有人权，我有法治──我有一切。现在的情形是：财富的比较优势依然消退，但政治与文化优势依然存在。所以，各种“反中”群体的聚焦点便集中于大陆客粗放的土豪气质和匮乏的公民素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