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
4月30日下午，立法会开始审议2014/2015财政年度预算案，不足4小时便因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不足而“流会”。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批评，在立法会大楼内有足够议员人数竟然流会；他表示，当会议厅响钟点出席人数时，议员有责任立即返回，他特别不满梁国雄在响钟时故意离开。
5月2日，特区政府和香港铁路公司分别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披露政府早就知悉工程滞后。尤其，港铁行政总裁韦达诚在2013年11月21日致电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请他不要在翌日立法会会议透露高铁可能要2015年后才通车，否则难以向承建商施压赶工，双方同意这个“不能说的秘密”。翌日，副局长邱诚武在立法会称：“高铁香港段主体工程可以在2015年内完成”。这件事被认为是政府与港铁串谋欺骗公众。
政府管治正处多事之秋
5月5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港铁行政总裁韦达诚和主席钱果丰，出席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分别向公众道歉。尽管行政长官和政务司司司长都力保有关局长，而港铁主席力保其行政总裁，但是，要求有关人士问责的“分贝”上升。
上述两件事，或者发生在5月3日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届满前夕，或者在5月3日后进一步发酵，都反映香港管治恶化。
也是在5月5日，蓝田康雅苑发生一件命案。一名二十岁出头的男子，到上址寻找因夫妻感情问题而离家出走的妻子，一时情绪失控，持刀挟持保安员并挥刀冲向妻子，被接报到场的两名警员开枪击毙。事件引发关于警察是否恰当使用武力的争议，同时，给人以社会戾气加重的印象。
一方面，香港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管治愈益艰难。尽管政务司司长在5月3日出席新界各界团体举办的政改咨询会时表示，“致力缩窄社会分歧，迎难而上，为实现普选努力”，但是，本届政府既无法得到立法机关可靠支持又面对一个又一个主要官员需要“问责”，何来足够权威推动政改？
事物的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过程。4月7日，我在本栏发表《香港政治向“非常规”演变》，不仅指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已进入“质变”阶段，而且指出，由于种种因素，将出现“非常规”形态作为过渡。
5月4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其网誌发表《一起实现普选》，谈及：“若我们继续在政制问题上原地踏步，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或随之而来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各种猜测，势将拖累其他方面的发展。”所谓“社会不稳定”，“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各种猜测”，在我看来，就属于“非常规”形态。归根到底，是因为政治力量对比，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已然回归祖国，但是，迄今，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仍然缺乏足够的爱国爱港政治力量支持，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竭尽全力阻止爱国爱港力量壮大。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之争，本质上就是政治力量对比是否改变和能否改变之争。
政治“中间人”须不偏不倚
因此，当政务司司长在5月3日表示“首轮公众咨询后，政府会仍然担任‘促进者’、‘中间人’的角色，物色机会，尽量搭建更多沟通平台”时，我不知道她的“底气”如何。她是否明白当前政改的本质？她是站在哪一阵营一边抑或採取“不偏不依”的立场？她相信本届政府做到“不偏不依”吗？
在现实政治中，欲在两大对立政治阵营之间扮演“中间人”，必须是有关方拥有独立于两大对立阵营的政治力量。表面看，传统公务员政治中立，超然于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阵营，然而，以公务员为背景的第二位行政长官及其依仗公务员的管治班子和管治实践已然证明，那是一种脱离香港政治的虚幻。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构成香港政治版图、政治光谱和政治实践的基调和主线，香港没有一个政治团体、政治人物能够超然或置身于外。本届政府不拥有克服管治困难、缓和社会矛盾、推进政改的政治能量，正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使然。有时说几句自我鼓舞也鼓舞别人的话无妨，切不可妄自尊大。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可以帮助本届政府主要官员作正确抉择：同中央保持政治一致，推动香港政治力量朝?有利于爱国爱港阵营的方向转变。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