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女儿丹丹出卖父亲之后，到“文革”结束后再见到父亲时，其间三年，她的变化片中并没有交待。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不需要，你看这个人的眼神状态，我们做了很仔细的调整，不仅光是发型，眼神中那种犀利的光芒没有了，有些茫然，有一些困惑，也有些委屈。形象大于一切，人物就会叙述，给观众想象空间就可以了。
我们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就像宋彬彬是怎么回事，谁把谁怎么了，到底真的干了假的干了，我们无需去讨论它，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看当下、今天，它如何再往前走。
南方周末：女儿向父亲坦白，你选择让父亲平淡地就原谅了女儿。
张艺谋：尤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永远不会恨孩子，但是孩子心里过不去。那场戏演员演得很好，当女儿鼓足了勇气跟爸爸说是我告密的，你看演员的表演特别轻描淡写：我知道了。就像讨论酱油醋一样。作为父亲，他不想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你去认真讨论，可能当时会打消他的心理顾虑，但他会知道，你脑海中有深深的刻痕，你今天讲的话是安慰的话，他最后还会过不去的。
南方周末：如果换成是你，你的孩子出卖、背叛了你，你会怎么做？
张艺谋：我一定也是这样做。天下父母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怪孩子，何况在那个扭曲的时代。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觉得你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你甚至忘记了这件事情，孩子就会觉得对你的伤害没有那么长久，就会过去。
像这样的戏，大约也真是要为人父母的导演可以做得好一点，你会把很多时代的东西放在人情世故最基本层面去，你会想一想你自己。
“人性是我毕生的功课”
南方周末：整个片子看下来，我觉得好像不能说“张艺谋归来”，而是“张艺谋朝别的方向去了”。
张艺谋：对。我要对自己擅长的东西进行相当的压制。很痛苦的，你擅长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本能，比如视觉化的，比如说节奏，比如说一种情感的饱满，声嘶力竭大悲大喜等等。我喜欢浓郁的东西，我拍电影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从第一部戏《红高粱》就能够看出来，我一直喜欢浓郁的东西，实际上要走反。
《秋菊打官司》我就是走反的，我反到一个极致，我用拍纪录片的方法。其实在《秋菊打官司》的纪实体风格，也是浓郁的，也是非常形式化的。
但是现在两种都不是，不是浓郁的，也不是故意走反，对我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这中间有很多次挣扎，遇到瓶颈的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回到老路上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还好看，常常会有这样的诱惑，这时候没有任何人给你建议。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避免自己的长项？
张艺谋：我不敢说出来。在心里很多次我知道，“用我自己擅长的来处理它”，这个诱惑你要扛得住。因为你自己要变身，变成另一个人，非常难。
你也常常会想，这样变有价值吗？我在现场经常就说两句话：是，不是。所有摄影、包括演员的呈现，包括所有东西。你前面准备了三年，是和不是，一秒之间要做决定。是和不是，凝聚着所有的东西。你常常回来会自省，也会焦虑，我做得对吗？或者说我只是坚持了某种理想的东西，我失去了许多呢？你最担心的是失去了许多。很痛苦，抵御这样一个诱惑，这大概只有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才可以。
南方周末：影片娓娓道来，相信人们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性、时代漩涡里人的不幸遭遇给打动。但如果这是一个反思“文革”的影片，会不会过于温情化，或者是理想化？
张艺谋：这个话题应该交给观众去讨论，我坚信不会。简单的温情化，这不是我的初衷。
一个人对一个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的归来，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绝不是简单的温情化可以解释的，恰巧是在这个等待、期待和归来当中，暗流涌动一个大时代的痕迹。“暗流涌动”四个字特别好说，特别难做到。我相信它不是简单的庸俗化的温情，它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复杂。
所有的故事都是人性故事，观众不会去看你对历史怎么进行反思。人性故事不是一个价值观的取向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的众说纷纭。作为电影导演，我们讲人的故事，就像《地心引力》，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太空中如何回家的故事。
我们觉得有些说教感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所谓意念化、做作的东西，常常你的思考没问题，方向也没问题，你只是没有凝聚好这个人性故事，就使得你的野心，或者使你让人家思考的这种幼稚感亮出来了。
这是一个导演永远的话题，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历史，最后凝聚在人性故事上来完成它。高下之分，全在这里，不在思考深度上，甚至不在思考的准确度上。甚至有时候它故意给你谬论，故意是反动，把这些谬论和反动，凝聚在人性故事上，而且故事非常生动，你突然价值观垮塌了，你接受了这个反动思想。
所以对历史的思考没有对和错，对导演来讲，那个人性故事是最难的。我拍《归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还在学习，我还在学着拍电影，这是我毕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