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赴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华中轮上合影
从党产到国产：新中国的窗口
1952年以前，华润公司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是党企；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同年10月，华润归属国务院外贸部管理，成为国企。
10月24日，经资产评估，中央贸易部向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支付了收购华润公司的资金。至此，华润14年的“党产”生涯结束，依靠两根金条起家、历经战争洗礼的华润，此时已成为一家拥有2000万美元资产的外贸重要企业。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遗余力地扩大国内出口。其进出口贸易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有效建立起西方商界与新中国的业务往来渠道。
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华润公司的写字楼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港澳商人、西方商人络绎不绝。
此时，华润公司已经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许多商人前来洽谈时需要“看货”，但华润公司当时非常为难，因为，公司基本上没有样品。
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
七个展柜大大提高了出口工作的效率。受此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在国家外贸部出口局的支持下，华润公司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于1956年元旦开幕了，不仅吸引了商人，也吸引了香港市民和海外游客。
随着展览的举办，购买合同递增，一些商品的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记者获得的当时华润寄给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封《关于陈列样品各事项》的信函上，里面包含数百种商品样品清单，供货单位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国内省市区。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1956年春季，外贸部出口局、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官员来到广州，商议筹办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
不久，一份由时任外贸部部长起草的建议报告，交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上：由外贸部统筹全国外贸系统提供参展商品，广州承办，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
但在华润准备发邀请函的时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当时正值中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看到内地的亲属都在改造之列，家产被没收，因而担心：如果回国参加展览会，会不会被扣留？
当年参会的一位马先生说：“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大浪潮，自己是小石子，如果处在浪潮中一下便给冲走。”与此担忧类似，香港各行业普遍存在顾虑，很多公司不敢将原料寄国内加工，怕被“充公”。
不过，在华润的努力下，在国务院的统一协调下，各部门答复：保证侨商和华商的合法权益，来去自由。出于对华润商誉的信任，香港工商界人士和海外商界人士纷纷自港北上。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当天，92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水泄不通，参观人数超过1万人次。为了保证商贸谈判的顺利进行，大会不得不做出调整，将每天参观人数限定4000人。
通过“练兵”，中央和外贸部决定，自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次举办的展览会，成为了广交会的序曲。随着周恩来总理的视察，广交会奠定了“国家级”的地位。
“在国际社会持续封锁、国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时，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开放窗口。”中外领导人往往在广交会上进行非正式会晤，进而促进国家间外交。从1957年到1965年的短短九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25个增加到49个。
“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此，新中国才真正懂得了和平时期的贸易应该怎样做。”一位退休的原外贸部官员说，广交会彻底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打电话、拍电报的封闭贸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