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创始人秦邦礼
两根金条起家
联和行的成立，是陈云一手策划的。1931年的一个夏日，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在上海交给一个叫秦邦礼的年轻人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
接到指示后，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办起6家各式店铺，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接送苏区干部、为苏区购买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等，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直到日军侵入上海，杨廉安才卖掉店铺转回延安。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成立后，陈云再次指示杨廉安到香港开公司，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1938年夏，杨廉安带着当初结业时留下的资金，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不久即开设了“联和行”。
抗战年代，联和行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联和行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根据地，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和运输车辆。
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和行改组并更名为华润公司，公司名分别取自“中华”与“润之”（毛泽东字）。同时，中央决定将我党在香港的另一家重要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在此后又陆续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统归华润旗下。
1948年9月至1949年春，华润分四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送抵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这些人士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茅盾、黄炎培、马寅初、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柳亚子、郑振铎……
“没有他们，就无法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新政协，就无法制定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无法据此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说，华润在新中国的成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华润还以贸易为掩护，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通道，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恢复解放城市的生产与平抑当地物价。
辽沈战役后，东北局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当地物资通过华润控制的货轮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这种战时经济模式，解放后推广到全国，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形式。
作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当时，华润的货轮将这些购回的货物一批批运抵大连、天津、青岛，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运到前线。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