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