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超特别反对把香港，特别是回归祖国以后的香港特区，称为“境外”。他提醒我们，孙中山等于1895年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香港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就写明：“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眼里，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在英国佔领香港的清朝时期，也是在“中国境内”。回归以后，香港反而变成“境外”，真是匪夷所思。
王凤超提到的这些怪现象，我们需要深思。必须要补充的是，语言不只是修辞，它也有物质性的力量。把香港视作“境外”，并不是单纯某些文人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背后是国家的对港政策。内地很多酒店，尤其是比较廉价的，只能招待“内宾”，不能招待“外宾”；而港人往往就被当作外宾。这里头牵涉什么国家规定和政策我搞不清楚，但对内地和香港的老百姓来讲，这就是告诉他们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是“外人”。
香港人在内地行走，没有“二代身份证”，会出其他各种各样的麻烦。内地大部分的电脑系统，无论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都只是为内地身份证号码而设计，回乡证号码根本输入不进去。从去医院做体检，到去交通管理局领驾照，低级别一点的（如乙等、县级）单位都不能为港人服务。
甚至在商业境域，最近很火的各种理财“宝”类产品，使用简单、回报高、入场费低，吸引了上亿国人投资。但对于港人来说，当中的实名认证步骤却成为了入场的最大障碍。因为不论支付宝还是“微信”，开通有关的投资功能，都只接纳拥有内地身份证人士的实名认证。
又例如在大陆流行的许多高质素中外电视剧、电影、体育运动等节目，在香港往往因为版权问题不能收看。这表面上是商业行为，但背后应该是国家市场关系、文化政策和软实力输出等更大的战略考虑。这里同样视港人为“外人”。
应成立国民平等机会委员会
上面讲的例子，港人“吃亏”，但另一些方面，港人又看似在享受着很多的“优惠政策”。港人可以随时回内地，但内地人则需要申请签证，这些“特殊待遇”，在内地也引起非议。但无论是自由出入的“超国民待遇”，还是不能使用网上理财的“次国民待遇”，都在在凸显出港人和其他中国人的“不同”。
一国两制强调的就是差异，但差异的存在必须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成立“国民平等机会委员会”，确保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和需要，全部中国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各种的权利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