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
经过多年调研及耗资百万公帑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上月以缺乏共识为由，决定暂缓试行“东减红加”隧道分流方案。市民虽然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但似乎并不过分沮丧，毕竟我们早已习惯了类似情况。
出于同样原因，填海工程、外劳输入、医疗改革、养老金方案改革、垃圾填埋、税制改革及引入消费税等计划，都被搁置或受阻。这些均是香港迫切需要解决，促进经济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专案，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有效实施能够帮助解决许多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社会不满、社会分化加剧等。
这些项目的受阻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权并从中受益之前，我们的政治体制已驶向“否决政治”的快车道上。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否决政治”是一个失调的管治体制，即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实体能够获得足够力量做出决定并採取有效措施。
讽刺的是，一些涉及公共事务的关键角色不但没有监督并帮助政府为了公众利益正确履行职责，反而促成了如今惨淡的现状。利益在社会互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特别是一些特别利益集团和社会大众间的利益冲突，无论在立法会内部、媒体之间、政府内部、或是其他任何场合，都不可能停止。尤其是随?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减少以及政治改革的推进，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否决政治”更加激进就显得合乎逻辑了。
我们需要採取相应措施，审核和限制那些特殊利益团体对否决权的滥用，否则广泛的大多数将被少数人所控制。社会进程和政府施政将受阻，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将瘫痪。
作为这种乱象的始作俑者，所谓的“西方民主”不能从逻辑上有效解决问题。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对“否决政治”的功能提出质疑。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已从“民主政治”走向了“否决政治”——一种没人能聚集足够权力做出任何重要决定的体制？三次普立兹奖得主，美国记者汤玛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中更直接指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彻底沦为阻止任何人做任何决定的“否决政治”。
如果我们不能从西方体制中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又能从何入手呢？新加坡的体制被“经济学人智库”认定是一种专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这种体制是否有助于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境呢？
新加坡众多成就的取得，源自于其“有机结合”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经常被愤世嫉俗的批评家冷嘲热讽，但这些批评家要回答这一关键问题：衡量一种政治体制的优劣，不外乎看它是否能为国家带来福祉，为国民提高幸福感，此外还需要什么标准吗？
（文章摘译自《中国日报》香港版）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