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昭
近日北京“两会”举行期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提到港澳两个特区时都提到“一国两制”，部分港传媒以及反对派就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提了、不见了，今后就只剩下“一国两制”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莞尔的说法。只提“一国两制”，就是不要“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了？那么反过来说，他们经常只强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是不是否定“一国两制”、不要“一国”了？如此断章取义，乱加“切割”，不是太可笑了吗？
事实是，只要稍为熟悉香港九七回归、中英谈判以及《基本法》起草实施过程的人士，对“一国两制”方针制订的来龙去脉以及整体内涵有深入了解，对眼前只提“一国两制”、未提“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不仅不会觉得奇怪，而且相反，可能会觉得这一提法更有必要和更切合时宜。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二个字，其核心和精髓不是后面八个字，而是前面四个字。这一提法，最早、最完整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六月二十四日会见钟士元等人的谈话。这一谈话，后来整理成书面文件，并收录到《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一书中，文章名字就叫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一国两制”从此也就成了对港澳特区的一个基本方针。
而在其后多年邓公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中，提到的都是“一国两制”方针。《基本法》“序言”中，白纸黑字也是说“……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其后内文的章节条文才具体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出规定。
因此，面对社会上关于二○一七普选特首的争议、多提“一国两制”，从而提醒一些人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讲“高度自治”而忘记“一国两制”这一大前提能说没有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