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住房腐败”出现在异地任职的官员群体中。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力度，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明显加强。目前，县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纪检、组织、公安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职，再加上进京领导干部人数的增加等，都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侵占国家财产提供了机会。
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会为其准备“住所”，干部调离后多数不退。一些省部级干部多处调动、多处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变相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
我们调研中发现：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两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损害政府形象，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问题，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内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体系，显得十分紧迫。
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官邸制在其他国家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汪玉凯：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和市长，法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出。德国实行“官邸制”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法国除政府领导人外，对部长也没有统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实行住房补贴。韩国只有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4个职位有专门的官邸。
这几个国家虽然实施范围不一，但均遵循“任职入住，卸任搬出”的原则。此外，多数国家对部长级以上官员普遍实行“官宅制”，即提供住房补贴，卸任后取消。官邸和官宅都是国家所有，或由国家租用，按照规定配置内部设施，费用由国家承担。官邸制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如何确定我国官邸制的适用范围？
汪玉凯：确立官邸制范围不一定只与行政级别挂钩，主要应从国家尊严、工作性质、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洁四个原则出发。
我们研究认为，官邸制范围宜限定在四类：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是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是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局长等。
中国青年报：除了这四类官员，其余干部的住房问题将如何解决？
汪玉凯：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实行公宅制。主要指那些不参加房改的正部级以上，但又不属于实行官邸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为他们在任职期间提供公宅，卸任后搬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除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在确定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时，有两个原则至关重要：一是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就是从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实施，原领导人以及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自然过渡。二是建立原领导职务和新任职务之间的对接机制。比如原来一位参加过部长级房改的领导人如果提升为国家领导人了，那么可在保留原来房改房的同时，享受国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结束后应该搬出。可在保留现行正部级领导干部住房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补偿。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这项改革才能真正启动。
中国青年报：对于异地任职的干部，如何落实其房产的核实、监督问题？
汪玉凯：在异地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中，最高涉及正部级。鉴于我国正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房改，所以原则上在异地任职入住官邸时，不管其是否携带家属前往，领导人的原房屋都应该保留，但任职期满后必须从所住官邸搬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