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眼前香港发生的种种事例，令人忧虑，政改的真正目的为何？ 大公报摄
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特区政制向普选目标演变，不能不严肃地问一个无可迴避的问题：为谁政改？是为大英帝国未竟的事业？抑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选民）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充分的自主？
从2003年七一游行喊出“反对廿三 还政于民”口号以来，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就一直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早日实现普选，落实伦敦在1984年提出来的以“还政于民”对抗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部署，最近英国解密的有关文件进一步证实，那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
“还政于民”是一个具欺骗性的口号，但是，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加之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的系统论述和舆论规划仍有欠缺，所以，反对派若干政治人物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关言文就不时地露出马脚。例如，有些人一直公然叫嚣以普选来对抗中央，甚至有人以“中共”或“老共”来代替中央，言文之中散发仇恨的气息。
“还政于民”以普选对抗中央
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特区政制向普选目标演变，不能不严肃地问一个无可迴避的问题：为谁政改？是为大英帝国未竟的事业？抑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选民）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充分的自主？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不能正确地解决，香港政改之路必定曲折，具体而言，正在展开的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公众咨询势必无法取得为立法程序所必须的共识。
《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对于《基本法》这两项规定，有些人的理解是：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和对特区负责是对等的，由本地选举产生和由中央任命也是对等的。于是，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先由所谓“中央守后门”模式，即：让特区自由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人，由中央决定是否任命。在“中央守后门”模式被有关方面否定后，有人提出“香港选民守后门”模式，即：中央可以通过提名委员会来保证行政长官候选人是“爱国爱港”的，而香港选民可以行使实质否决权来对中央属意但香港人不满意的行政长官候选人说“不”。
首先，视中央与特区对等的观点是违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基本法》序言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基本法》第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怎么能够无视和脱离如此明确的宪制关系来理解《基本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呢？
其次，无视或低估香港政治现实，企图平行或对等地处理香港居民选举权和中央任命权，将会恶化或激化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而带给特区更大政治困扰，并且，造成香港经济更大困难，导致社会更不稳定。
“中央守后门”模式之所以不被採纳，就因为它具有上述法律和政治的错失；改头换面，以“香港选民守后门”的形式出现，难道就能够将之克服？
有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看他们曾经发表的言文，不乏准确理解《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观点，却为何前后自相矛盾？因为政治利益。
香港长期是一个商业社会，政治被商业所深深侵蚀。政治人物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常常飘忽或反覆，除了认识上的因素外，主要就是利害关系作祟。为了小集团乃至一己之物质或政治利益（按：政治利益在香港也是普遍商业化的，即以金钱来折算或衡量），不惜变脸者不乏其人。
于是，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何政改？
政改应从整体长远利益出发
概言之，必须坚持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准绳，树立为香港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观点。
有人问：为何中央会在2010年6月就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做出明显调整？我的理解是：第一，有关调整没有超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第二，有关调整带来的政治变化不会对香港政治版图产生“质的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民主政制，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都由普选产生，始终是在《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之内。对于任何违背或偏离《基本法》、企图超出“一国两制”宪制框架的政改方案，都必须坚决地说“不”。如果政治现实无法产生一个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共识方案，那么，与其不顾一切地硬冲，不如冷静清醒地筹划。近一年来，不时有人发表关于“港人追求民主30年，不能再让港人失望”的煽情言论，无助于政改取得共识。真爱香港、对香港前途和命运负责任，就应当採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央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维护发展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任何政治势力和个人企图挑战和检测中央在香港政改上的底线，都将以落空或失望收场。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