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甲午年正月初六，民主党45名成员包括歷任主席组成“佔中先锋”，在中环誓师。其现任主席刘慧卿“警告”中央政府：如果不履行关于普选的承诺，那么，民主党必定全力参与“佔领中环”行动。该党前任主席何俊仁称，暂时不会排除所有对“佔中”有利的做法，但是现阶段先集中处理“佔中”和6月将进行的电子“公投”。对于民主党一直不愿意断然表示支持的“公民提名”，何也表示会继续聆听市民意见并参考6月电子“公投”结果。他扬言，如果行政长官参选人因不获中央信任而被“筛掉”，那么，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连倾也不用倾”。
两党内斗争“佔中先锋”
就在一直被香港政界某些人贴上“温和民主派”标籤而寄予期望的民主党不仅亮明支持“佔中”底线，甚至以其歷任领导人组成“佔中先锋”方式站到反对派支持“佔中”前列的时候，另一个反对派重要团体公民党仍未就学民思潮所提议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集体辞职启动“五区公投”以争取“公民提名”表态。然而，仅仅过了5天，2月11日，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党魁梁家杰、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等公民党执委与学民思潮黄之锋等会面，商讨关于“集体辞职 五区公投”的时间、议题和人选等细节；会后，梁家杰公开表示，在时间、议题和人选以及如何找到方法配合“佔中”等问题均可处理好的前提下，公民党不排除参与“五区公投”以争取真普选。
到了这一刻，公民党在倒向激进反对派立场上可以说“后来居上”超越了民主党。后者仍未就是否支持“集体辞职 五区公投”表态，为此，2月5日“佔中先锋”誓师遭到人民力量等所成立的“佔中后援会”派人“踩场”。然而，根据政治斗争固有逻辑，民主党完全与其他激进反对派合流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能够取得妥协，那么，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性质就是可以调和的。实际是，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力图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中央和爱国爱港阵营怎可退让？反对派会将政改失败的责任归咎中央不兑现关于普选时间表的承诺。事实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29日决定是说“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有些人故意将“可以”偷换成“必然”，称：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2020年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
香港政治决战围绕普选而发生，是21世纪前期中国与若干西方国家在全球和亚太地区政治博弈的局部或缩影，即使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都无法取得进展，也只是三国两方博弈的一个阶段，得失各其计量，责任无所谓归谁。有些人别有用心，硬将责任归于北京，企图迫使北京背负政治道德重担而作出让步。这样的雕虫小技是骗不了北京的，但是，居然在某些标榜爱国爱港的人士中乃至若干所谓资深爱国爱港人士中引起共鸣。
最近，有人就以替政改找出路为幌子，设计一个让香港居民（选民）在行政长官普选中行使实质否决权的方案。据说是要顾及香港居民（选民）的合理忧虑：普选行政长官的“前门”和“后门”都让中央守住了，岂不是中央希望谁当行政长官，香港人只能接受？于是，就要让选举机制确保香港居民（选民）拥有“实质权力”，可以用选票表达对候选人“否定”和“不信任”。据说，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香港居民（选民）在“烂苹果”和“烂橙”之间作无奈选择，同时，体现行政长官同时对中央和香港居民负责。
“港人守后门”替政改乱指路
不妨将此类设计简称为“港人守后门”。弔诡的是，恰恰就是其设计者，在当前政改咨询中发表不少言文，支持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来制订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以确保行政长官候选人为中央所接受。至于如何准确理解行政长官同时对中央和特区负责，只要全面通读《基本法》相关条文就不难明白。
的确，《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如果仅看这两条款，似乎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和对特区负责是对等的，由本地选举产生和由中央任命也是对等的。然而，《基本法》第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特区与中央之间的宪制关系如此明确，怎么可能将行政长官由本地选举产生和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和对特区负责都等量齐观呢?
政改受挫不是香港末日，而是香港“浴火重生”。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