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社会有没有扮演道德角色？”这是BBC《新闻之夜》主持人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採访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节目中提出的问题。显然，帕克斯曼的言外之意在于指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缺乏足够的道义考量。应该说，帕克斯曼的疑问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外交的看法，崛起的中国也将持续面对这样的拷问。因此，道义因素是中国外交必须重视和思考的一个命题。由于节目时间限制，刘大使没有展开详细论述，笔者在此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在道德话语体系处弱势
在讨论中国外交的道义因素之前，有必要谈谈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道德之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与权力一起构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忽视权力与忽视道德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没有道德的权力是危险的，而没有权力的道德则是一种幻想。因此，合理的国际政治行动应是基于权力与道德的协调与平衡。但是在关于国际道德的讨论中，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抛开权力谈道德，以为道德这个东西是绝对的，超脱于权力的，从而掩盖了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微妙关系。实际上，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权力的产物。关于国际道德的理论，也往往是由强权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主导的，它们有能力使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而这样做的目的又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19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鉴于当时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十分明显，而自由贸易又能促进英国的繁荣，因此英国可以凭藉自己强大的海军实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将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道德观念加诸于中国。而在道德上自视甚高的“中央帝国”，则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的道德原则和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微言轻”在国际政治中也有一定的道理。
而这个道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帕克斯曼的疑问并解释中国在国际道德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当前的国际体系，无疑仍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关于国际道德的话语论述，也自然是使用西方的语言。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内涵的价值观念往往是由西方来定义的，而推广这些价值，则为他们的外交行动披上了高尚的道德外衣，并成为他们攻击其他“不道德”国家的精神武器。因此，在谈论道德本身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道德论述背后所反映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诉求。中国在国际道德话语体系中的被动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前国际体系权力布局的一个自然结果。
以思想和道义力撑外交
但是如果以此去批判国际道德的“伪善”，信奉“强权即真理”，以为中国最终崛起了，话语权也会自然提升，则是犯了另外一种错误。新中国的外交曾经有?浓厚的道德诉求，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了中国在国际社会鲜明的道德角色。反帝、反殖、反霸的口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道义支持。但是在毛泽东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的外交就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强调纯现实主义的动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在落实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天平倾向了国家权力和财富的积累，道德原则被淡化了。当然，这是服务于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积极融入现有的体系，与国际接轨，一心一意谋发展，现在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却突然发现“跑得太快，丢了灵魂”。不标榜意识形态，不对世界事务作道德评判，中国外交就只能面对别人的道德审判。
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外交中权力与道德失衡的问题，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刘大使在回答中也引用了这个理念）以及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外交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都是试图扭转这种失衡的努力。但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就要超脱口号（rhetoric）和策略的层面，赋予它们更具体而深刻的道德内涵和价值观念，并用更国际化的语言作出清晰明确的阐释。
总之，在国际政治中，道德的话语权来自于实力，也源自于思想与价值本身。强大的实力，辅以高屋建瓴的思想和道义支撑，方能行之久远，后者甚至可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中国的古话“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作为崛起的大国和拥有悠久文明的古国，中国的挑战显然不是思想的贫瘠，而是思想的懒惰。因此，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开展扎扎实实的研究，从文明和思想的高度，为中国外交提供强有力的道义支撑。
作者为香港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