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强
随着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发展为“日日都是选举日”的“永恆选举工程”（perpetual campaign），各门派的“屎片医生”（spin doctor）成了造皇者和掌权后的国师，以“感觉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为管治的显学，造就了好几代形象讨好、能言善道的政治领袖。他们天天盯住民调的上落，面对问题只懂得避重就轻，绕开争议，维持高民望，以达至连任的目标。眼前的例子是马英九和奥巴马，他们都是“银样镴枪头型领袖”。
曾荫权说过，“民意是浮云”，事实上是对的，但他自己却最爱看着民意做人，任期里面採用拖字诀，没有尝试解决任何深层次问题。即便如此，他离任的时候依然难看，若不是爱国爱港阵营不想折腾，他甚至可能要接受调查。
2014年《施政报告》发表前夕，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显示，受访者认为特首梁振英应把施政重点第一放在房屋问题上，其次是医疗政策和经济发展。最后《施政报告》没有就房屋问题提出特别措施，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以电话访问巿民的即时满意程度，发现满意率为36%（去年为36%），不满率31%（去年为24%），“一半半”的是30%，满意净值为正5个百分比，明显较其第一份施政报告的正11个百分比差。
对于《施政报告》的所谓“评分”，“评论员”分析指“相信与梁振英现时民望低迷有关”。讽刺的是，梁振英本身的民望，在施政报告发表后，支持度明显上升3.3分至48.9分。按照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解读成大部分市民对《施政报告》感到满意。
“屎片医生”相信政治一天都嫌太长，但这些矛盾和混乱的信息告诉我们，政治家其实有空间以短期的民望换取长期的政绩。正如有人曾经取笑孟子，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现在离2017还有三年，我们实在没有需要进入竞选模式，一时“钓王”，一时“点名”谁适合当2017普选下的特首。作为爱国爱港的建设派，我们应该以习近平主席的评价为基础，在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正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突出问题的前提下，有建设性地提出意见，而不是阴阳怪气、说晦气话。
整体来说，新一份《施政报告》不过不失，虽然没有惊喜，但在反对派围攻下，基本上守住了梁振英竞选时“稳中求变、民生为先”的基本原则，为馀下任期施政定下方向、奠定基础。要解决深层次的房屋问题、贫穷问题和经济发展，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看见效果，《施政报告》不能为了惊喜而惊喜。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之前都质疑过梁振英“求变”的心，认为他在变和稳两者之间总是偏重“稳”、牺牲了“变”。但《施政报告》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偏重基层的施政方向已经成为政府工作基调。很多抱着恶意的评论说亲基层是收买人心，为普选铺路。在选举政治下，为下一次选举铺路有何不妥？要是梁振英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大可以像曾荫权年代每人派几千，反正以前派过、澳门也派，大家都有期望。现在梁振英把报告篇幅放到基层身上，惹来中产抱怨，说明他坚持原则，真正“视民意如浮云”，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不知不觉之间，梁振英重设了扶贫委员会，为本港首次订立贫穷线标准。当大家还在以为贫穷线是虚的，《施政报告》已经以此为参照设定了“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这样突破性的措施，所谓亲基层的反对派政党又怎样评价呢？工党“肯定”施政报告的扶贫方向，但认为只是“蜻蜓点水”，对《施政报告》没有提及取消强积金对沖遣散费及长服金机制，“感到失望”；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继续掟他们的鸡蛋和狼公仔。这再一次证明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无论政府做什么都永远无法满足他们。
这份《施政报告》的不足之处不在扶贫做得不够，而在其他方面没有整体配套。香港的经济必须持续增长，香港才有能力解决贫穷、房屋、老年社会、环保和青年人向上流动等问题。《施政报告》认识到这一点，亦把经济的章节放在最前面，但具体内容欠奉。经济章节的绝大部分篇幅仍然是传统四大产业，但其中没有推动这些产业创新升级的政策。面对金融和物流、航运等方面所谓的优势正在消失，《施政报告》视而不见，错过了警惕社会引起讨论的机会。对于创意产业，政府仍然只有成立基金这一道板斧。创新及科技局的建议是一个亮点，希望香港能够好好把握，否则在科研方面我们将彻底被上海等内地城市抛离。
《施政报告》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教育，内容包括幼儿教育、支援基层学生学习、增加资助高等教育等。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为推动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投资，那除了让更多学生能接受高等教育以外，我们还需要确保课程设计能配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当年董建华为快速增加具大专学歷人口而引进了副学士学位，不少年轻人因此多负了债务，找到的工作却仍然低薪。这不是副学士制度的错，而是其内容设计出了问题。今天我们再谈增加学位供应，不能不重新检讨课程设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