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
为什么伦敦不早一些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民主是好东西，为什么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却坚持专制统治？追本溯源，是因为30年前伦敦人为炮製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之间分歧和对立。伦敦最新解封的文件进一步证明：港英当局在1984年7月匆匆抛出《代议政制绿皮书》，是以“还政于民”来对抗中国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
2014年1月4日，《明报》率先利用1月3日解密的英国政府机密文件，就30年前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做回顾性报道。《明报》编辑部高层的政治意图和倾向从其报道的角度和所使用的措辞可以窥见。但是，伦敦最新解封的文件不可掩饰地进一步证明：港英当局在1984年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前2个月——匆匆抛出《代议政制绿皮书》，是以“还政于民”来对抗中国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用我概括的话来说是人为製造香港的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明报高层的意图和倾向
1月4日《明报》A6的通栏大字标题是：“30年前英研民选港督”，副题是“全拥行政权力，忧中方不满无提出”，本意是要告诉今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假如不是因为中方的立场和态度，香港早在“九七”前就实现了普选，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阻力来自北京。
但是，有人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为什么伦敦不早一些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而是在香港回归前夕才希望为香港建立自治政府？民主是好东西，为什么实行了民主政制的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却坚持专制统治？
从伦敦最新解密文件可见，1984年英国外交部提出香港回归过渡期港督的四种产生方案，宗旨是衔接“九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符合英国利益、延续英国影响。其中，第二个方案就是《明报》上述通栏大字标题所突出报道的。而英国外交部当时所倾向的是第三个方案：保留由伦敦委任港督，另加一名本地选举产生的首长当副手。伦敦的意图是，由这名本港选举产生的副手，过渡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既为特区安排了选举制度又能让伦敦属意的人物执掌特区管治权，继续替大英帝国效力。
1984年7月《代议政制绿皮书》没有列入伦敦关于改变“九七”前夕港督产生办法的倾向性方案，据说是顾虑那样做可能对正处于最后阶段的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产生不利影响。用《明报》上述报道的话来说：“英方要再做计划，才向中方提出。”
伦敦解密文件和盘托出当年英国政府图谋：以“还政于民”来对抗香港回归。从1991年港英立法机关引入局部地区直选以来，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就同回归的方向和目标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在2003年七一游行以后，进一步恶化为越来越尖锐的对立。今天，香港七百万居民所面对的，不是如何发展民主政制的方法之争而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之争。在当前和可预见未来的香港政治生态里，如果实现反对派所追求的“真普选”，那么，特区管治权将完全落入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手中，30年前开始的回归进程将发生重大逆转。
英国政府的图谋和部署
必须指出，“九七”前为了香港平稳过渡，中方表示了极大诚意。《明报》上述报道引述港英时代行政局首席议员李鹏飞称：“1990年代他在行政局得悉中英双方已签订协定，在九七回归前设立副港督制度，让华人副港督成为回归后特首的人选。不过，由于末代港督彭定康不理这个协议，推行中方不接受的政改，令这直通车安排告吹。”
李鹏飞所言是否确凿有待验证，但他的说法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彭定康单方面强行推行政改，令中方作出坚决回应。今天，在关于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上，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应引以为鉴。上世纪90年代，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就敢于“另起炉灶”。今天，中国领导人怎么可能向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不自量力的行为退让？
“一国两制”不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关于这一点，至今，仍有不少香港居民缺乏应有认识，他们所谓“一国两制”，仅就香港“一制”而言。按照这种逻辑，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只是香港人的事。
少数港人的抗拒和对立
2014年1月7日，林行止在其《信报》专栏文章中指出：“在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的持衡和有效运作，是全国（当然包括香港在内）的‘共’性；而这‘共’性的关键，弔诡地是力保香港的‘个’性！”这一表述，固然仍侧重于香港“一制”，毕竟承认“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是全中国包括香港的共同事业。
林行止认为：“力保香港‘个’性，肤浅概括，是要维持其经济蓬勃、管治得宜、廉洁守分及法治精神等，其实香港真正有别于国内所有城市的‘个’性，是香港拥有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自由与文明。”他希望中央“甘于遵从‘河水不犯井水’的明训，只要港人尊重‘一国’的庄严，便应放手港人高度自治。”
然而，中央在2003年七一游行后之所以不得不调整“河水不犯井水”的对港策略；至今，仍有为数不少香港居民对于“一国”的庄严缺乏尊重，追本溯源，难道不正是因为30年前伦敦人为炮製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之间分歧和对立？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