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波
安倍不仅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准备将“拜鬼”行程扩散到海外；在中日钓岛纷争没有任何消解的情境下，日本不断发起的新挑衅已然将中日高层对话的大门推向了关闭。由于安倍复燃军国主义的趋向已日趋明晰，而为了阻止日本曾经有过的侵略行为再度重演，中国外交官员不仅在西媒发表挞伐安倍行为的文章，而且所有努力均将维系二战秩序当成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可以说，争取在中日博弈中取得优势，似乎已然成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是吗，不论是驻英大使的文章，还是驻美大使的记者会，两人不仅都回顾了中国与美英两国在二战期间结盟抗战的记忆，而且更反覆强调了维繫二战后秩序的重要性；其所有外交行动无不凸显了这样一个运作方向，那就是，中国坚守的二战后秩序只要反覆向世人传递，其最终就能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将安倍的军国主义復辟扼杀在摇篮之中。
破坏二战秩序是美国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坚守的道义原则经过长时间宣导而能逐渐赢得更广泛应和，那安倍的军国主义復辟意向自然会胎死腹中；但问题是，更多国家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道义。这并不是笔者“自以为是的想当然”。人们知道，首先挑战二战秩序的事件，是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即便以中日钓岛纷争来说，也是美国“私相授受”给日本的。试想，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思考而于多年前便为东海、南海争端留下伏笔，而在“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等战略全力推进的情况下，它会放弃往昔的部署而接受中方对二战秩序的维护与尊重？
不错，美国对安倍“拜鬼”表达了“失望”，但“失望”却并没有改变其愿意向日本出售尖端军事装备的决定；同样，英国甚至正在与日本合作研发军事装备。一如《人民日报．海外版》针对东南亚国家对安倍“拜鬼”集体失声所生发的感慨：为了“蝇头小利”而失却是非曲直的判断！坦率而言，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均看重利益而轻忽道义的情态下，如果中国外交方略没能深切领悟孙子“知彼知己”的真理而只想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看重道义，其结果是无助于对中国安全环境之维护的。中国必须洞悉相关国家的真实意向，而绝不可以想当然。
事实上，真正的危险并不限定在日本的歷史认知以及是否尊重二战后秩序的层面。坦率地说，如果危及中国安全的领域仅限于安倍的军国主义情结，那么，只要对安倍的动向保持警惕并努力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安倍所可能会採行的各种挑衅；但如果不是中日单挑，而可能是美国联络更多盟友来集体挑战中国底线，中国的未来安全就将“国无宁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最应该防范的对象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
美不能成为“第二”是诱因
情况很清楚，虽然安倍正在扩军备战，但其战力提升还有个过程；事实上，在中国综合实力佔据绝对的背景下，日本不可能通过军备竞赛而对中国构成压力。因为中国也可以“扩军备战”嘛。然而，倘使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依旧佔据世界顶端的美国准备利用中国周边的各类争端而武力介入，其之于中国安全的冲击性与破坏力几乎是人所共知的。
毫无疑问，笔者的担忧肯定被乐观派嘲弄为杞人忧天；因为中国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但笔者的疑问是：在财政吃紧的背景下却将尖端装备悉数部署亚太，难道其仅为了军事存在吗？如果没有激烈动作而只是相互防范，中国GDP最终超越美国将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必然趋向，不能接受“全球第二”名号的美国会甘愿承受未来的结果吗？如果愿意接受，它还有必要“劳民伤财”地为菲越等国提供财力援助吗？虽然规模微不足道。
笔者无意渲染中美开战，但实际存在的美国战略部署却还是不允许乐观派们过于高枕无忧；而要确保“可能的中美开战”不会因为运作不当而实际迸发，中国就显然需要对自己的外交方略作出调整。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过多的盟友协助，美国对中国动武无疑是为他国提供崛起的机会；而如果能够成功破解美国的联盟体系，则自然会使“中美开战”归于无形。在笔者看来，既然毛泽东与尼克松都可以为了全局思考而撇开双方在朝鲜战争中遗留下来的相互仇恨而展开穿越太平洋的“握手”，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为何不能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方略呢？应该知道，真正的政治智慧是需要通过境界、气度、特别是前瞻来体现的。
当然，具体怎么努力才能破解美国的联盟体系，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阐释的。然而，如果能够领悟孙子“知彼知己”之经典箴言之于国家安全的指导性，那么，中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便是改变对中美关系的过于看重，相反，只有将美国确定为最大的潜在敌人，才有可能在其联盟体系的缝隙中找到突破口；一如毛泽东与尼克松均将前苏联确定为最大敌人而可以相互合作一样，美国的联盟体系中早已由斯诺登爆料而呈现出相互戒备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可以利用的最好条件吗？今天中国外交就亟需展现“境界、气度和前瞻”之应有格局！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