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民思潮抛出公民提名唯一方案，除青少年易偏激外，更因反对派需以最极端方案来掩护表面折中的“真普选”方案。与其说为此方案与民主党主流可能倾向于“两轨制”展开针锋相对的激辩，是反对派呈现分化的徵兆上演了一场对抗式辩论，不如说他们合演了一齣“双簧”。所以，不能以有无公民提名作为区别反对派的准则。
2013年12月23日，在香港商业电台的“左右大局”节目中，学民思潮的黄之锋与民主党的张文光就普选行政长官的提名方式展开激烈辩论。民主党的方案是，公民提名、政治团体提名和提名委员会提名三者并行，简称为“三轨方案”。学民思潮的方案是，惟有公民提名。张文光在节目中重申民主党的“主流观点”：公民提名并非唯一，只要最终採取的提名方式确保“真普选”（按：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信报》专访时提倡“两轨制”——公民提名和提名委员会提名平行，参阅《信报》2013年12月23日A14，可视之为民主党“非主流观点”）。黄之锋批评民主党摆出没有公民提名不要紧、只要“泛民主派”可以“入闸”参与竞逐行政长官普选的姿态是向同路人泼冷水。张文光称“真普选”可有不同方案，公民提名非唯一，不满学民思潮误导公众，製造敌我矛盾，窒碍“泛民主派”团结争普选。那场通过大气电波传向全香港的辩论之激烈，让伶牙俐齿的主持人李慧玲被撇在了一边。
反对派呈现分化徵兆
表面看，如此针锋相对的激辩，是反对派呈现分化的徵兆，民主党主流似乎又一次回到2010年上半年光景。那时，民主党主流先是与“五区总辞，变相公投”划清界线，继则接受改良版立法会区议会界别选举办法，令几乎“山穷水尽”的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改“柳暗花明”。这一回，民主党主流似乎将再度扮演“温和反对派”角色，推动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改取得突破。
的确，公民提名是在所有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提名方式的建议中，公然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无物的最极端的主张，赤裸裸地鼓吹“还政于民”，亦即最充分地展现1984年伦敦宣布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改革的宗旨。但是，不能将反对派中视公民提名并非“必须”的主张贴上类似于2010年民主党主流曾经扮演过的“温和反对派”标籤。
2010年上半年，尤其“峰迴路转”的是年6月中下旬，民主党主流一度脱离了反对派“拒中抗共”的轨道，称他们是“温和反对派”是就其长期政治立场而言。君记否？民主党现任主席刘慧卿那时不仅愿意进入中联办大楼与对方主责官员商谈政改，而且，在立法会通过关于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后，与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领导成员公开握手合影。如果民主党主流能够顺?那一度踏上的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的轨道走下去，香港政治局面会大为改观。但是，那短暂的“脱轨”是出于民主党当时主要领导人物的特殊个人处境，更是由于其后台老闆战略需要，不改变也不会改变其基本政治立场，民主党主流后来对待2011年区议会选举和2012年立法会选举的总结以及相应的政治表现，证明了这一点。
“公提”非区别反对派准则
伦敦所追求的“还政于民”包含两方面：一是打造并维护对“拒中抗共”即亲西方若干国家势力有利的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和相应的政治生态，一是培养忠于西方若干国家的香港政治人物和处于香港执政地位的人物。由于歷史和现实、客观和主观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不能不承认，至今，伦敦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果。前者表现在从1991年至2012年香港立法机关跨“九七”的所有分区直选，均由“拒中抗共”势力佔上风。后者表现在对方控制特区建制绝大部分环节，并且，可以提出一个又一个具社会知名度的“行政长官备选名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无公民提名作为普选行政长官时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的确不是“还政于民”所必不可少的。只要提名方式能够如反对派所谓“真普选”所愿，西方若干国家就完全有机会借助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及相应政治生态，夺取行政长官宝座。因此，不能以有无公民提名作为区别反对派的准则。
激进派温和派唱“双簧”
学民思潮抛出公民提名唯一方案，不只因为青少年容易偏激，更因为反对派需要以最极端方案来掩护表面折中的“真普选”方案。与其说张文光与黄之锋在2013年12月23日上演了一场对抗式辩论，不如说他们合演了一齣“双簧”。
也必须指出，张文光那次表现，透露反对派将调整策略——将斗争重心由明显违背《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调整为尽量“钻”后者“空子”。
已披露的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偷樑换柱”——接受由现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转化为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同意仍由四大界别组成，但是，尽量将四大界别变质；一是“另起炉灶”——李柱铭在接受《信报》专访时称，《基本法》没有限定提名委员会组成。所以，他提议公民提名与提委会平行的“两轨制”，接下来，会有人提议政治团体与提名委员会平行的另一种“两轨制”，由张文光已然表示公民提名并非必须的意向来看，民主党主流可能倾向于这样的“两轨制”。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