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时，考场的音响设备因故障中断了两分钟。考试结束后，学生和家长们疯了一样地找学校询问该怎么解决。
王辰跑到网吧查阅考试规范的相关规定，转身回来讨说法：按照规定，在考试前，应该组织学生试听；如果出现故障中断，监考老师应该立即向上汇报，并重新播放；而且这家学校的播放系统一直不好，你们事前也没有做任何的维护。
现场的一个官员站出来呵斥：“怎么就你话多啊！你一个学生能掀起什么浪？”这激怒了王辰的母亲，要找媒体将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听说要找媒体，官员们的态度软化了下来。校长找王辰的母亲谈话，极力安抚。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王辰却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王辰拖了两个公务员单位半年多，直到2011年正式入职媒体，才回绝了他们。王辰的父亲很不高兴，在电话里训斥他：“你在北京能挣多少钱？！”
王辰的大学同学，大多数都做了公务员。90多个人里，只有不到20个人做了医生，四五十人在医疗系统的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药企。
一位女同学考上了深圳的公务员，同时也考上了北大医学院的硕博连读，没有太多挣扎便选择去做了公务员。对这件事，同学们的争议并不大。
“我为这个国家可惜。”面对近些年医学生改行的问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沈琳颇为担忧。沈琳1984年毕业于徐州医学院。在那个年代，医学生们毕业的第一选择便是进医院当医生。她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直接到卫生系统干行政工作。
身为博士生导师的沈琳主管学院的教学工作，每年学院都要招收70名左右的研究生。
她的学生里，也有去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毕竟没那么好考，去制药企业医学部、市场部的学生多了。改行的学生给沈琳打电话：“沈老师，我又升职加薪了，我请全科的人吃饭。”
学生告诉沈琳，在制药企业工作的初始阶段，收入每年都会上涨很多，而她那些当了临床医生的学生们，“35岁之前，没达到独当一面的水平，每月工资只有3000多，仅够吃饭的，还要让另一半养着。”
“按说医生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职业，应当受到尊重。在中国，医生这个职业和国外没法比。”沈琳说。
2013年，美国给联邦公务员调薪之后，媒体发现，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收入还不如优秀的外科医生。
而在大洋彼岸的医学生眼中，公务员的地位已经直线上升了。
反转剧
王辰是个特例，他不当医生，也放弃了公务员，决心在媒体扎根。
他的大学同学们在各卫生部门开始工作。没有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便临时窝身找个工作，继续复习，参加公务员考试。
有一天，王辰在网上看到大学同学的状态更新：“怎么办？在这里看不到未来，考公务员又没有关系。”王辰惊讶地问：“你还在考公务员啊？”对方说：“是啊，不然怎么办，没有出路。”两年后，这位男同学终于考回山东临沂老家，当上了一名公务员。
王辰不想当公务员，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他印象中，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收入太低。高中时关系很好的同学，考上了部委公务员。在北京聚会时，他总是会在晚上10点多提前离开。一开始，王辰以为他是作息时间规律，必须按时睡觉。后来同学对他表露心声：“我没钱，打不起车，要赶上地铁才能回家。”
相比之下，王辰的工资要高很多，他觉得自己没选择公务员是对的。
另一位在王辰老家县城当县长秘书的女同学跟王辰说，每半个月，她都要去一次沈阳，感受一下大城市的氛围。在县城里，没有年轻人，封闭无聊，她对王辰非常羡慕。
可渐渐地，王辰发现，公务员穷归穷，也有很多实惠。
有一次，在山东某卫生监督局工作的同学抱怨自己拉肚子很厉害。原来，他们在检查饭店卫生时，在川菜一条街吃了一周，直到吃得拉肚子。王辰开玩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对公务员表示羡慕。”
尽管那个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的同学工资不高，但很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这是他的隐性福利。”
不久，那个同学又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他买房了。房子是单位连分带卖的，位置在三环附近，近100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六七千元。同学还在继续哭穷：“交完了首付，我的银行卡里还有64元、兜里还有36元，全部家当正好100元。”
王辰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他每月的工资还是高出同学很多，但此时北京三环的房价已经攀升到每平米5万元以上，靠工资，王辰是买不起房的。
父母已经接受了王辰辞别公务员的决定。他们对公务员的态度却没有变，依然认为公务员是一份稳定的好工作。父亲经常对妹妹说：“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嫁给一个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