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我那个地方是个古镇，巷子很多，工作的街道是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我去的那一年，是街道第一个“选调生”，迎接我的，是一群“可怕”的阿姨们。
王辰读了七年医科，放弃了两个公务员岗位，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记者。 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樊竟成
辞别公务员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毕业二三年后，王辰和大学同学在酒桌上聊起了往事。他说：“当年我也考上了公务员，只是没去。”
“你？吹牛吧！”几个同学借着酒意嘻笑。只有王辰自己清楚，他不仅考上了公务员，而且还被俩单位录取了。
考取公务员
2003年，王辰考取了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本硕连读。毕业后，他的就业选择首先考虑的本该是医生。
王辰的父亲就是医生，高考时，也是家人替他作主报了医科专业。王辰说：“家里人觉得医生算体制内，收入高、待遇好，生老病死都能照顾。”
然而上学不久，就被老师泼了一盆冷水。
大一刚开始，院办主任便开诚布公地说，医学生的就业并不好，要大家早做准备。“什么叫十年苦读啊？医学生本、硕、博读下来整整十年，还不一定有好工作。”
“我得琢磨我能干什么，我会写作文。”在同学们苦啃专业课的时候，王辰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看杂志、上论坛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上面。为此，他经常遭到同学的批评，“说我不务正业”。
2010年，随着毕业季临近，学院里开会也密集了起来。院办主任建议大家去考卫生系统的公务员，并将山东省内招考的一些职位抄录下来，“主任说那些职位是自己能说得上话，帮得上忙的。”
在这种氛围下，同级90多人中，有70多人报考了卫生系统的公务员。因为父亲是医生，王辰本可以等着家里帮忙安排医院的工作，但他不甘心，不想回老家东北工作。于是也随大流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并且一口气报了6个。“一个国考，五个省考，大连、桂林、佛山、福州、重庆，我报的都是环境气候好的城市。”
当各省公务员考试密集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各奔东西，王辰一直在南方跑。王辰坐最便宜的绿皮车、住60元一晚的小旅馆，甚至算准时间，下车后在快餐店里坐一会儿，便赶赴考场。为了节省话费，父母打电话过来，王辰会按掉后回一封短信。
半个月后，父亲终于坐不住了，他发来一封500字的短信，询问：“儿子，你是不是误入传销组织被人控制了？”
笔试成绩出来后，王辰进了4个面试。“我的申论成绩特别高。一起竞争的医学生不擅长写作，他们考不过我。”公务员职位和他越来越近了。
身高一米七出头，体重170斤，王辰仔细琢磨：“怎么使通过面试的机会更大呢？”他在夜市花15元钱买了一双增高垫，足有8厘米高。这样，王辰摇身变成了身高一米八的东北大汉，比南方竞争者高了一截。
在福州某卫生监督部门面试时，考官出了一道题：如何看待某乡政府的财政公示行为。这条新闻在2010年曾红极一时：四川省大巴山余脉上的白庙乡，向村民公布了详细的公务财政支出，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事无巨细，无所遮掩，被称为“裸奔乡政府。”
王辰第一时间说出了乡政府的名字，并将整个新闻做了完整的复述。考官很惊讶，甚至小声问其他考官是否属实，其中一位点了点头。
最后，王辰说：“财政公开确实好，但是诸如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招待费用，公示出来，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非常被动。”最终，王辰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医科生的纠结
在王辰接到第一个公务员录取通知的时候，有了一个媒体实习的机会。王辰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当公务员。
因为在网络论坛评论时事，王辰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平时这位记者写完稿，都会发给王辰看，让他提提意见。在创办一本新刊时，王辰有机会写了一篇稿子。朋友看后，觉得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于是邀请他来北京实习。
王辰并没有把考上公务员的事情告诉朋友。他怕朋友“为他着想”，不让他实习了。
父母还是希望王辰去做公务员，“不会失业的工作，生活稳定，你见过哪个公务员下岗的？”王辰的一个表哥是副镇长，非常风光，表哥是家里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但他还是执拗地来了北京。实习生没有基本工资，他便靠稿费过活。每月的房租2800元，稿费勉强能解决他的食宿问题。
佛山某卫生监督局的面试时间到了。因为不确定实习后能否留下，王辰还是决定去佛山参加面试。
他坐飞机去了佛山。因为时间太紧，他花3500元，接近全价买了往返机票。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机票太贵，他在飞机上喝了8杯橙汁、吃了两份飞机餐，才稍稍觉得心里舒坦。
佛山的面试也通过了。王辰有了两个公务员职位可选择—福州还是佛山？或者，两个都不选。
媒体实习单位的领导也正式地和王辰进行了一次深谈，想了解他作为医科生为什么要做记者。王辰说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当医生，而且医生职业压力大，医患矛盾突出。他喜欢做记者，“虽然辛苦，但爱干这行，见多识广，可以让我迅速成熟起来。”
他想改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