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的制约，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完善派出和巡视制度，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内；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对班子成员晋升时的权重，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等，表明习有意要防止中共再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领导干部。
尽管习在过去一年中治党初见成效，但并不表示习和中共就可高枕无忧。与中共目前的百病缠身相比，这点治理成效不能夸大其意义。前述中纪委对落实八项规定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点。调查显示，在几万名违纪官员中，乡科级干部违规最多，地厅级最少，省部级没有。这个结果让人们看到，作为“神经末梢”的中共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非常堪忧，但另一方面也并不表示，级别越高越廉洁，而只能说，一些高层干部的违规行为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靠执政党自己来“刮骨疗毒”，最高领导人必须非常有远见，还有权威。否则，就只能是问题倒逼式的被动应对性。比起党自身的监督，历史还证明，赋权于民，向社会开放外部监督，以外部监督来代替党自身的内部监督，成为主要的监督形式，是提高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富有活力的不二选择。
作者：中国问题观察者 邓聿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