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切中了我国市场状况的时弊
三中全会《决定》不但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指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决定》的这一规定，切中了我国市场状况的时弊。
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一是条块分隔导致市场碎片化；二是广泛存在的行业保护、地区保护、行政垄断等行为，使市场失去了它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竞争性质；三是失信、欺诈、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使市场秩序混乱；四是市场发展不平衡，商品市场存在缺陷，要素市场的发展更加落后。因此，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统一市场；建立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形成法治基础上的市场体制；建立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的完整市场体系。这样，就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有了体制机制的基础，因而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应该认识到，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执政力量的领导下进行的，原有的政府机构干预权力过分巨大，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其本身与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三中全会所决定进行的改革会遇到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的阻挠。在改革推进之中，也会遇到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群策群力，攻坚克难，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完全成功。
■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怎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借鉴国际经验的角度讲，在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问题，经历过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古典经济学经典之作《国富论》，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弘扬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确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潮流朝相反方向转变，发达国家政府规制经济的活动开始增加，政府权力日益扩大。强化政府职能的趋势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此后风向倒转过来，新自由主义成为时尚。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不绝于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两种学术派别的争论更是大大升温。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上以上两个经济学学派的争论，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命令经济体制上去。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但是近年来，对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发达国家应对措施的认识，出现了某种误区。因此，在具有计划和市场双重性的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