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这已非一场普通的议会事务辩论，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反对派利用公众对“电视牌照事件”的不解与质疑、利用建制派的不同意见，将之升级为一场针对特区政府、针对特首梁振英的政治运动。以破坏行政会议保密制为突破口，从根本上摧毁特区政府的管治、摧毁政府赖以有效决策的制度架构。而当这种借题发挥的政治化不断加剧，最终只会将“港视”迫入死角。
立法会今日将讨论反对派提出的动议，决定是否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去要求政府公布所有与免费电视牌照相关的文件。表面上这是一起针对免费电视牌照的议题，但实际上，它的目标在于摧毁行政会议集体保密制，以图削弱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换言之，王维基及其香港电视不过是一张被利用的“政治牌”。但他们低估了特区政府对维护当前制度的决心。而当这种借题发挥的政治化不断加剧，最终只会将“港视”迫入死角。如果王维基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在商言商”的真正生意人，那么，他应当明白自己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动议是假 夺权是真
反对派精心筹备了这场政治行动，会内会外相互配合。在议会内部，莫乃光提出动议，声言要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以命令政府于11月8日或以前，出示审批免费电视牌照申请的过程中所有相关的文据、簿册、纪录或文件。”另一名反对派涂谨申也提出类似的动议。郭荣铿、毛孟静则提出修订案。而在会外，一场声势浩大的“包围立法会”将会上演，反对派声言将有五万到十万人到场，甚至会以“公民拘捕”的形式，围堵议会出入口，向反对该动议的建制派议员施压，恐吓称“不交代，不能走”。
显而易见，这已非一场普通的议会事务辩论，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反对派利用公众对“电视牌照事件”的不解与质疑、利用建制派的不同意见，将之升级为一场针对特区政府、针对特首梁振英的政治运动。以破坏行政会议保密制为突破口，从根本上摧毁特区政府的管治机构、摧毁政府赖以有效决策的制度架构。并意图以此来进一步影响即将展开的政制发展咨询，从根本上改变特区的管治架构。
当一个无法有效推行政策的政府出现，也正是反对派“掌权”之时。届时特区任何重大政策都需要得到立法会的同意，否则动辄以特权法来强制命令，试问，香港还会有行政主导？行政会议、行政长官岂不成为可有可无？香港也势必变成立法会主导、反对派主导的怪胎政治。
尽管眼下政治声势看似浩大，但反对派低估了特区政府对维护当前制度的决心，也错误估计了“电视牌照事件”对公众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当不断以政治化口号去攻击政府时，实际上是在削弱反对派自身的说服力。在政府进一步解释决策背后因由时，当众多电视业内人士提出专业的观点时，反对派的理据只能一点点被剥离。
发牌理据 心知肚明
事实是如何呢？根据三个申请者提交的业务计划和估计，顾问的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应可支持三家机构（包括两家现有持牌人）持续经营。顾问认为如市场情况理想，则或有可能支持四家机构持续经营，并认为本港免费电视市场将难以支持五家机构持续经营。在考虑公众利益时，行会认为免费电视市场的可持续和稳健发展是重要考虑因素。因此应循序渐进地引入竞争，以免因免费电视台急剧增加而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割喉式竞争以致节目质素下降，最终令公众得不偿失。
在此前提下，行会决定现阶段在三份申请中批准两份（但不排除日后因应市场发展再次批准更多免费电视台的可能性）。就上述对有关法律和政策的理解，行会在作出决定前，已考虑法律意见，并将“循序渐进”的原则性倾向，正式通知三个牌照申请者，邀请它们在行会作发牌决定前，就该倾向作出申述。而三个申请者的相关申述，亦已提交行会考虑。
事实上，法例规定，行会是免费电视发牌的最终决策机构；同时，行会一直严格奉行保密制，政府必须按现有法律和制度办事，不应因个别事件在事后背离制度。任何人，包括现有持牌人、牌照申请者，如对决定有任何不满，制度亦赋予有关人士权利，透过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进行覆核。而以特权条例介入事件，既没有必要，更令事件政治化，对解决问题根本毫无帮助。
政治斗争 损港利益
资深电视人、在香港电视业工作逾三十年的蔡和平，日前在报章撰文，指出了一个专业人士的专业看法。他说，希望大众不要在没有充分了解本地电视业生态之下，为反对而反对。市民不应纯粹因为厌恶无线或亚视，或因为一些不相关的事情讨厌政府，就支持发出第三个免费电视牌照，但却没有真正了解本地电视行业情况。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上街支持发出更多免费电视牌照，但其实他们当中很多甚少看电视或根本完全不看，只是看互联网。须知道香港电视声称已製作的超过200小时节目，如以每日只播放4小时新节目来计算，连两个月也维持不到。
当然，以王维基之聪明，他不可能不清楚自己之所以落选的原因，而他也深明，反对派政党如此“急公好义”背后的真正政治算计何在。正因如此，如果他是一位“在商言商”的真正商人，那么他应当明白，反对派如此政治化事件，最终只会将“香港电视”迫入死角，对他是百害而无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