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
表面看，踏入10月，特区政府的管治颇有章法：一是为今年底将推出关于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公众咨询（以下简称政改咨询）做铺垫；二是改善香港与内地、特区与中央之间关系；三是继续尽可能推行各项关于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
先说第一方面。10月9日，政界和媒体获得消息：民主党前中常委兼司库冯炜光将出任政府新闻统筹专员，虽然立即遭到“泛民主派”多位重要人士批评或讥讽，却是梁振英管治核心向反对派支持者示好的一步棋。
主要官员接踵访京
这固然不是一齣新招。曾荫权接任行政长官后，迅即委任民主党前副主席张炳良出任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嗣后，他又延聘何安达、刘细良等民主党前重要成员加入其管治团队。张、何、刘三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退出民主党之后加入政府，尽管退出时间或早或迟。冯炜光在一年多前为竞聘本届政府副局长而退出民主党，在他与民主党断了组织关系后，才有机会加入本届政府，可以说是“萧规曹随”。
重用民主党旧将，不可能引诱民主党在即将展开的政改咨询及嗣后有关立法工作中站到政府一边，却能产生向“泛民主派”、尤其民主党人士“招安”的效果。关于这一点，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在10月22日发表于《明报》A32“观点”的《从港大遴选校长 联想普选行政长官》一文提供了不可忽略的註脚。该文谈的固然是关于普选行政长官，但在评析香港政治矛盾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泛民把排除‘与中央对抗’人，理解为中央将剔除任何泛民推举的候选人。中央亦解读泛民属意的代表人物，必然与中央对抗。”怎么办？若干政治人物从“泛民主派”主要政治团体脱离而获特区政府重用，能证明“泛民主派”不是必定与中央对抗。
10月中下旬，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络绎不绝于“京港道”。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等，接踵而至北京。诚然，高潮当属行政长官梁振英率领相关局长在10月22日至24日访问北京，出席第十七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会见国家领导人，造访中央有关部门。“十一黄金周”过后，特区政府没有撤销“限奶令”。于是，这一系列密集安排，给人以特区政府旨在改善香港与内地、特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印象。
发牌事件显露异议
10月15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原则上批准”增发两个免费电视服务牌照的决定，显示政府尽可能推行关于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尽管梁振英在10月22日公开澄清社会各界有关疑问时申明，在做出“三拣二”决定时知道会是“顺得哥情失嫂意”，但是，很显然，行政长官及其知心幕僚没有料到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假如预料有如此强烈的民意反对，那么，这一决定是很可能被推迟甚至做另外安排。
有人猜测，梁振英在10月17日上午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宣布即时成立由政务司长主持的政改咨询专责小组，并预告很可能今年底启动政改咨询，旨在将社会焦点由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引开。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猜测。道理很浅白：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引发本届政府又一轮管治危机，眼下，舆情和民情均不利于行政长官及其管治核心主导政改咨询，这岂会是行政长官本心所愿？合理的推测是，这两件事是按预定的“脚本”展开，10月17日上午宣布第二件事时，行政长官尚未充分意识前一件事后果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免费电视牌照一事，暴露本届政府管治枢纽分歧。
在一年前反对国民教育中，行政会议若干成员表现活跃，反对或质疑国民教育，但当时特区主要领导人态度不明朗，没有给外界以管治枢纽分歧的印象。
这一回情形迥然。10月17日，本地平面和电子媒体相继披露，在行政会议中，林焕光、罗范椒芬、叶刘淑仪等公务员背景非官方成员反对“三拣二”，主张香港电视也获免费电视服务牌照。林焕光和叶刘淑仪都有在若干政策上唱“别调”的纪录，如果这一回再持异议也不出奇。耐人寻味的是罗范椒芬，公认梁振英坚定盟友和可靠心腹，过去一年，在政府政策遭非议时多次挺身为梁振英辩护。然而，10月23日，却在香港电台专访中公开批评，特区政府解释发放免费电视牌照决定“绝不理想”；并称梁振英10月22日讲话应在发牌决定公布当日全部交代。在回答关于她是否在行政会议中反对“三拣二”时，罗范椒芬虽然表示不评论有关报道，却以行政会议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令人遐想。
罗范椒芬在《从港大遴选校长 联想普选行政长官》中，提出弥合两大政治阵营原则分歧的折中主义观点：“要打破僵局，双方必须解放思想，拿出诚意，寻求共识。”然而，反对派连免费电视牌照一事都利用来製造管治危机，特区政府能够政治骑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