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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厉以宁直言: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中国陷入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收入、缓解就业问题,便增加投资、扩大信贷,如此一来,GDP虽然提高了,通货膨胀却随之出现,物价也快速上涨;为了抑制通胀,中央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以放慢经济增速,但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与就业……如此循环反复,让经济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态势”。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1、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

  9月中旬,厉以宁率团对德国、西班牙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访问。他说,之所以会有此次欧洲之行,是因为国外近来唱衰中国,认为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13个季度放缓。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至4%左右,面临“硬着陆”风险。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会“硬着陆”吗?如何看待西方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  

  厉以宁:中国经济吸取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避免“硬着陆”,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后,经济指标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应该能保持7%—8%的增长率。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仍不占优势,且面临融资难等问题。  

  厉以宁: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一直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民营企业的确有一段大发展时期。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说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退民进”,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个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像你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有的大企业没有太大的投资框架,就把从国家和银行得到的贷款交给专门成立的子公司进行放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从整个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期到现在,民企和国企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国企、民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双赢、共赢。  

  环球人物杂志:要实现共赢,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做?  

  厉以宁: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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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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