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强调“从严惩治、从严执法”，严惩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
出台这一《意见》符合民意呼声。这一《意见》，整体上体现了强化法律监督的方式和加强依法惩治思维，体现“加重”惩治的立法趋势。
然而，任何一部带有“应急”和“加重”色彩的立法，本质上仍属于事后惩治，是重在“惩”而不是“防”。在此公众更希望对类似犯罪行为能真正达到一个从“不敢”变“不能”的社会进步。
让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从“不敢”到“不能”，一部立法、一则《意见》难以堪当重托。解决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被性侵犯罪，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仅仅是一个提高犯罪成本的立法工作这么简单。一者，社会整体和社会公众全体，保护和善待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是否得到整体提升？
其次，一些安全漏洞是否真正堵住？值得欣慰的是，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已经逐步意识到“堵漏”的重要性，此前教育部发布的“女生宿舍”封闭式管理规定，就是基于此考虑。
其三，遏止犯罪在萌芽状态，是一种最经济最安全的方式。一些性侵行为发生在校园，发生在教师群体身上，说明在“法”之外的制度性预警、对“害群之马”的淘汰机制制度形同虚设，个别案例中实施性侵的教师竟然是多年教育战线上的“模范”，“年年被评优”，可见制度性防范的“疏漏”。这都需要在立法的范畴之外解决。
（毕晓哲，河北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