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后，我对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明白，原来在公安厅和高级法院时所学的法学理论是肤浅的。公权力也有可能侵害民权、侵害规则。宪法和行政法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陈有西说。
北大归来后，陈有西写了篇文章《法治本体论》，阐明法治的优越性。他对现实政治秩序和个人际遇的反思，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北大法学院）很多学生首先选择出国，其次到企业做高管，第三做律师，第四才选择做法官。我开始觉得，人生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做事并不一定要在体制内。”
1995年，升迁无望的陈有西，在40岁这年辞去公职，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他和体制的关系，日渐疏离。
做这个决定前，陈有西在副处级的官职上，已停滞8年。
2013年9月25日晚，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的陈有西，用左思的《咏史》形容当时自己的处境——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经寸姿，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不过是涧底松，没有机会到山顶。”陈有西说。
“清廉的人，会很痛苦。”
有的人握有从政时的资源，辞职后下海去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法律。
陈有西说，妻子对他的辞职，未有异议。但陈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儿子想读杭州市重点小学，要4000块钱。没钱的陈有西通过杭州市教育局长找到校长，交了2400元后，儿子得以入学。
“我那时候没钱，很多人不相信。我在高院工作，不收钱，也不和他们一起吃喝，很容易就被边缘化了。但我不否定体制内也有很清廉的人。清廉的人，会很痛苦。”
同僚吃请的时候，陈有西把时间花在法律研习上。这为他日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辞职后，陈有西称，自己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搞法律。“有的人握有从政时的资源，辞职后下海去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法律。”
出来的第一年，陈有西赚了8万块钱，当时高院不少同僚的工资，不过几百元。很快，开着小汽车回高院办事的陈有西，觉得自己很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