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是不可能的。
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比如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经济疲弱恰恰是改革的契机。领导人必须坦诚，坦诚包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包括承认我们是要面临一些困难，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困难是多年积累的，为了我们的长远发展，要做好忍受一些痛苦的准备。好比说大夫给你动一个手术，即便只是给你拔一个牙，他都会提醒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得麻醉一下。
张维迎接受采访时的发言：
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无非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但是，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我们现在老以为以前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但当时领导人的领导力和理念很坚定，而且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我们的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自此之后，这个体制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个三中全会总要出点新东西。客观上，一中全会是安排党内领导人，二中全会是安排每届政府的领导人，人事问题忙完了，就到三中全会了，三中全会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工作布局。我相信三中全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新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中央全会说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说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没得到正式认可，官方文件还不能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说法。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中央说出来了，那就是说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来观望的人也就不再观望了，跟着干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