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刚刚结束的APEC峰会，还是即将登场的东亚峰会，美日澳三国外长在印尼峇里岛所释放出来的事涉东海、南海等敏感问题的声言，无疑为压缩中国生存空间而在竭力作出部署。坦率地说，如果回首一下中国歷史上所曾经体验过的“富裕状况却并不能阻绝觊觎者入侵”之惨痛往昔记忆，今日中国在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同时，或许也需要郑重看待国家安全所面对的严峻问题了。
孙子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于“上兵伐谋”中的“谋”的精髓体现究竟为何，恰恰是维繫国家安全的最核心内容。那么，笔者从孙子的“谋”中得出了怎样的体认呢？该问题虽然异常繁琐，但如果撇开枝节而直接进入事物的本源，其结论却又非常简洁，那就是，毛泽东有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基本原则，便是对“谋”的最贴切反映；事实上，英美文化中的“假想敌”理论，显然也与孙子的“谋”不谋而合。通过对孙子“谋”的研究并作用于现实中国安全环境，已到刻不容缓之境。
“假想敌”有攻防两种
需要强调，不论是孙子的“谋”还是英美的“假想敌”，其作用点都应该包涵或“进攻”或“防御”两个方面。进攻意向得以萌生的诱发因素源自两个思考；或在现有实力基础上获得更大提升，或为维繫既有主导地位而必须打垮潜在挑战者。同样，防御意向得以萌生的诱发因素也应该是缘于两个思考；或防止潜在敌国攻击自己，或在防御的基础上加以进攻。
从纯理论上说，综合国力强大者热衷进攻，而综合国力疲弱者则只能被迫防御；然而，中外歷史记录却时常作出“反向”回味。不是吗，大宋王朝的综合国力或许至今都没有国家能够超越，但却频繁遭遇外来入侵；相反，日本当年的GDP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但其却敢发动珍珠港突袭。由此也就形成这一基本体认，即，实力强弱固然是决定一个国家进攻还是防御的前提，但国家政权的基本意志走向，则也同样可以影响“攻与防”的政策选择。
正因为整个世界政情极其宽泛而复杂，因此，不论是攻势性国家还是防御性国家，其都需要确定“假想敌是谁”之原则性问题，也就是孙子的“上兵伐谋”。缘由很简单，也只有确定了“谋”中的“假想敌”选项，那么，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或打垮对手或阻遏对手的“盟友关系”；待条件成熟时，便可按“其次伐兵”式的攻击方式而实现或进攻战胜或防御战胜之各自敌手的目的。
中国“谋”的裁定有失误
笔者旨在探讨中国安全问题，而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又以“和平与合作”为主线，因此，从“谋”的方面来探究中国所可能面对的“假想敌”选项，就显然应该从“防御性”入手；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攻击别国的意向。中国“不称霸”的一贯表达，并不是口号。
那么，中国政府形成过“谋”中的“假想敌”吗？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年，由于民进党赢得台湾政权，而民进党又将“台独”作为其努力方向，因此，中国便将“台独”作为“假想敌”。事实上，不论是制订《反分裂国家法》，还是为阻遏美国介入台海冲突而研製东风21D反航母导弹，实际上都显示了中国高层对孙子“上兵伐谋”的熟稔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成功渡过陈水扁执政时期所鼓弄的激盪事态、并利用台湾政权更替的有利时机而有效营造日益热络的台海新局面，则已然彰显了中国政府在“反台独”问题上所取得的卓越成果。
然而，国人在为这一积极局面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则似乎忽略了两个潜在问题。第一，中国“假想敌”仅限于“台独”吗？第二，中国反制“假想敌”的路径仅限于提升自己能力而完全忽略“其次伐交”战略之于国家安全的深远价值，这能应对意想不到的突发风暴吗？由于中国的战略方向只是以维繫台海稳定为首选而完全疏忽了真正“假想敌”美国之于中国正常发展的剧烈冲击力，以致原来根本不成问题的南海、东海及朝鲜半岛等各类危及中国安全的“定时炸弹”居然于瞬间“此起彼伏”地爆发。
没“其次伐交”是失误
毫无疑问，中国的主要问题便是“上兵伐谋”中的“谋”之裁定存在误判。坦率而言，当今世界有意愿同时也有能力搞垮中国的国家就是美国；中国往昔的稳定是源自美国的搞垮对象是苏俄，至于美国哪一天会发生转向，则是非常难以预料的。倘使能够提前感知自己的飞速发展必定会造成美国对自己的阻遏，中国的“假想敌”就应该被定性为美国；而在“谋”中的基础上“其次伐交”，也就是对“四国联盟”的入常诉求给予支持，对鸠山的“东亚共同体”理想给予协助，那么，今日中国所遭遇的“腹背受敌”的局面就未必呈现。
总括而言，中国现今所承受的安全困境，显然是由于没能真切理解孙子的“上兵伐谋”；换句话说，中国并未实质性学到英美文化的“假想敌”理论。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