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当中有几个三十天，需要法院批准监听多少次，我们就应该看到几张监听令。”林峰正说。
辅仁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吴志光担心，由于通保法没有规定申请监听次数上限，无限度的监听可能给“钓鱼执法”提供便利。
柯建铭还抱怨自己没收到监听票。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称此案比“水门事件”更严重，“你们还监听了谁，监听了多久？”
按照通保法规定，监听期间届满后，若被监听人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司法机关有告知义务；但该法同时规定，若认为通知有妨碍监督目的，或不能通知的，可以不通知。也就是说，被监听人及相关通话人，很可能永远被蒙在鼓里。
“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很多情况下不会通知。如果他认为你有再犯之嫌，宁可不告诉你曾被监听，司法官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吴志光教授说，“（法律的）原则和例外很多时候被倒置。”
林峰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改会正在积极建议修改通保法，如果一开始就严格规范监听程序，特侦组遭受的非议就不会发生。但他承认，监听作为必要的侦查手段不可能取消。
“进入资讯社会之后，人其实就没有隐私可言，”林峰正说，“悲观地讲，我们能做的只是减少监听被滥用的可能性。”
特侦组：“一只不可提的巨兽”
自主动曝光关说案，特侦组一直被指责滥权。在林峰正看来，特侦组的每一个动作，都值得商榷。
特侦组公布的最主要证据，是他们监听所得到的柯建铭与王金平通话译文。但申请监听的原本用途，是调查柯建铭是否涉及贪污。
“勇伯说OK了”被作为认定关说成立的决定性证据。这源于柯、王二人的通话，对于他们提到的曾勇夫（时任“法务部长”）而言，这段录音属于传闻证据，需法庭确认方有证明力。
在查阅到王金平与曾勇夫、陈守煌（“台湾高检署检察长”）存在通联记录后，特侦组大胆猜测：柯、王、曾、陈四人涉嫌关说。但这也仅是推断。特侦组没申请也无法申请监听王金平电话，也就无从印证王与“勇伯”怎么说“OK了”。
问题是，特侦组没有给涉嫌关说的四个当事人说话的机会——这本应是最起码的程序要求。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正在海外参加女儿婚礼，他的机场声明博得许多人的同情。
8月31日，特侦组传讯“台湾高检署”检察官林秀涛（负责柯建铭的全民电通案），当晚确定关说事实、将案件定性为行政违法并签结该案。这也是此案唯一一次传讯。
行政签结制度是用行政处理的方式，暂时停止侦查并让检察机关结案，也就是将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处理。法律规定，当案件陈述事实或告发内容明显与犯罪无关时，可以签结。
传讯林秀涛结束仅一小时，特侦组就签结该案，速度之快超乎想象。更广为人诟病的是，“检察总长”黄世铭连夜赴“总统府”向马英九报告该案。首先，他跳过了“法务部”、“行政院”两个层级；其次，司法官向“最高行政首长”报告有违“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