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倾后潜在威胁程度的有限性
关于宪法修改问题，参议院选举中各个党派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心态，自民党表示“争取宪法修改原案向国会提出”，公明党提出“反对先改96条”，民主党“不能赞成96条先改”，大家党提出“比改宪更加重要的是政治行政改革”。正因为知道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会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安倍政府的姿态是谨慎的，解释修改集团自卫权的方案本身也是认识到修宪太困难的情况作出的。
第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全面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在美国。战后的体制归根到底是美国人建立的，日本是在接受美国的亚洲体制的基础上才有战后的历史。日本右倾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推翻东京审判和《波茨坦公报》，如果那样的话日美同盟就走到了尽头了。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根据《波茨坦公报》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有一条是“接受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审判”，接受远东法庭判决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条件。如果否定远东裁判，那么这个责任是谁的呢？再讨论下去就是日本天皇是否有战争责任的问题了。如果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波茨坦公报 》，这就是对战后体制的挑战，中国对日批判的这一点很有分量。
在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是对美，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个潜意识非常强，只不过是在战后被压制下来了而已。
而美国在战后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共同利益同日本的保守右翼势力保持了共存的关系，在关键时刻美国会出来压制日本的右倾动向。2007年，针对安倍的“慰安妇”发言，美国国会170名议员共同提案通过谴责决议。4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5月，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安倍是公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日本可能破坏地区关系并由此损害美国利益。
此次安倍在参议院胜利后，美国副总统拜登马上在新加坡会晤安倍， 8月15日当天美国上院外委会主席则同安倍会谈，明显向日方释放了希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的信号。日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共同价值观，美国始终警惕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过度抬头。日本右翼势力的反中仅仅是表象，反美是实质，中国没有必要过度紧张，一旦日本右翼试图淋漓尽致地表演，美国人就会担心了。
第三，大规模增加军费，全面提升军事战斗能力最大的障碍不仅在国内，还在于美国态度和市场力量。日本国民选择安倍的理由主要是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而不是对军事实力增强的希望，任何舆论调查都显示经济状况是否好转是安倍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日本国家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200%的情况下，任何大规模军事建设都很难想象。
美国在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需要日本为同盟承担更大的成本，但是美国对于日本独立于美国发展自身防务能力的限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一点体现在核技术燃料管理，先进武器开发等各个方面，所谓的日美军事行动一体化也有进一步管住日本的一面，美国前国务卿万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日本在防卫上做更多贡献，但关键是允许到什么样的程度。”合理地利用但是不失控是美国对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如果日本过度重视军备，却在经济改革上止步不前，那么国外的投资特别是金融业的投资就会离开日本，这对日本经济就会形成压力。
中国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右倾化，但是真正牵制右倾化可怕后果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而在于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一方面这样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看到同中国合作的魅力，另一方面对那些极端右翼势力形成威慑，否则某种程度上会被第三方看成是中国的“弱国心态”和对自己能力不自信表现的延续。同时也要牢记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牵制日本右倾化的能力，所以必须需要借力，借谁的力呢？第一日本民众，第二是美国，第三投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