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当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政党以微弱优势当选后，他们首先关心的似乎不是如何“团结大多数”，而是急于推动一个党派的政纲政见。之前的承诺──不“夺取政治权力”，选择一个女性当副总统，加强基督徒的政治代表──纷纷被抛弃，变成了大力在各个权力机构部署“自己人”；他们坚持要在许多世俗派政治家“罢工”的情况下推动制宪和公投；在已经占据总统和议会多数之后，他们仍然试图侵吞世俗派最后的“堡垒”──法院的权力；在穆尔西被软禁之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还没有丧失时，旷日持久地占据街头、使交通乃至经济陷入瘫痪──这些又何尝不是偏狭？
或许，每个专制的长期受害者都多多少少患有专制后遗症。毕竟，当一种游戏规则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另一种游戏规则时，旧习俗的惯性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专制制度下，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掌握权力意味着赢者通吃，暴力是万能的，“谈判”不过是用来争取时间……这些制度特点会在每个人的心里投射下长长的阴影。而转型过程中的大规模街头运动，往往会使很多民众迷恋上集体的力量、街头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浑然不觉民主不仅仅是“斗争”和“激情”，而且是妥协、规则、程序、理性、组织化和制度化。
但是，能否因为埃及的遭遇，从此对民主化本身持悲观甚至否定态度？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如前所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化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如果埃及一个个案就可以说明“民主化之后就会天下大乱”的话，那么显然有更多个案可以用来说明“民主化之后不会导致流血动荡”：韩国、巴西、印尼、波兰、匈牙利……就近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转型而言，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例外而非常态。哪怕就埃及而言，流血冲突固然可悲，但是，至少在不少──甚至可能是多数──埃及人看来，世俗派和伊斯兰派之间的这次“决战”彻底斩断了“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前景，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坏”。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政治制度转型，会发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极少有政治转型是一帆风顺实现的。法国大革命、中国国共内战、红色高棉运动、朝鲜战争和越战……自不用说，即使是民主化方向的转型，在大多数国家也绝非一个线性过程，往往“一波三折”。那些我们今天看来相当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化也常有“进两步、退一步”的插曲──如果我们站在1653年的英国（克伦威尔建立独裁的年份）、1792年的法国（雅各宾派当权）或者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更不用说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历史时刻，恐怕对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前景也会无限悲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出问题的不仅是埃及的民主转型，而且是我们对民主化进程本身过于浪漫的想象。
那么，既然民主化这么困难重重，建立或者维持专制岂不是更好？当然不是。首先，当社会裂痕巨大时，专制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其社会代价真的更小吗？ 希特勒式的独裁自不用说，1970年代智利社会撕裂成左右两极时，皮诺切特试图通过“专制转型”来解决冲突，代价是3000左右智利人的“消失”，八万人左右被拘禁，四万人被施以酷刑；当苏哈托1960年代试图以“专制转型”来解决印尼的两极冲突时，代价是50万人丧生和150万人入狱。
从萨达姆到穆巴拉克，从金正日到穆加贝，我们看到专制制度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不但没有什么优越性，往往会更加暴力。只不过，由于缺乏动员空间，专制下的暴力未必以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又由于信息封锁，即使爆发了外界也所知有限，但专制社会里，分散的、持续的、隐秘的暴力及其威胁却无处不在──只不过，我们很容易把没有发生在摄像机前的冲突当作和平，把没有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的镇压当作稳定。
其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加深，专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由于信息流通和观念传播、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世界无论从经济、信息还是观念上，都变得更加扁平。经济上的“大众社会”和政治上的独裁难以长期兼容，社会的流动性和权力的封闭性也难以长期兼容，观念的多元化更是使得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难以为继。如果说专制的直接或间接社会代价使其不可欲的话，当代社会的特点也使其越来越不可行。事实上，以埃及为例，其民主化的原动力既非“美帝阴谋”，也非埃及的“公知蛊惑”，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埃及人走上街头表达对自身权利的诉求。
那么，今天的埃及到底告诉了我们？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只能说，埃及颠簸的局势说明，在一个结构存在巨大裂痕的社会，民主化难以包治百病，也不大可能一帆风顺，但如果有人试图以埃及的情况证明专制的“优越性”，则显然患上了选择性失明。也许，与死死拽住既不可欲也越来越不可行的专制相比，对于还在民主化的门槛外徘徊的国家及民众，更有意义的是积极准备，在民主化的浪潮到来之前努力弥合社会的、经济的、价值观的裂痕，为这一浪潮的来袭打造一艘坚固的大船。
本文作者刘瑜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