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7月5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城镇化”应是一场权利革命
中国“城镇化”喊了很久，但具体方案依然不见踪影，或许是因仍没有达成共识，政府对利用“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后果心存疑虑。
最初，“城镇化”被政府赋予扩大内需的功能，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为增长放缓和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缓冲。具体而言，就是以“农民进城”的名义将政府继续投资合理化，并戴上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社会正义的光环。但是，决策者又怕地方政府过于注重其刺激经济的功能，会造成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因此犹豫不决。
政策的模糊性制造了混乱的预期，“城镇化”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的一种扩张性政策，重复投资“政治周期”。 所以，在上半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名义的借款，一些地方也以“城镇化”为名在农村实施“并村上楼”。也就是说，“城镇化”在事实上已经由地方政府启动，这表现在各地宏大的建设计划、投资规模以及各地如火如荼的征地运动。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政府希望通过投资“托底”。因此，一些政府投资计划又开始提上日程，“城镇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执行“去泡沫”政策的同时又刺激增长的做法，表明了政府的“底线思维”，即经济结构调整不允许导致硬着陆，这无疑会鼓励体制内“保增长”的冲动。
这种“底线思维”会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来“逼宫”，比如金融机构通过制造引起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迫使央行就范，国有企业可能通过夸大经营困境来对付债息的升高。毫无疑问，对“底线思维”最清楚的是各级政府，他们会以各种“结构调整”的理由加强传统的投资，从而重复过去十几年的表演，只不过剧目从“保8”换到“保7”而已。事实上，中国过去几乎所有的结构调整计划均以不能承担其代价而变形和失败。
无论何种“城镇化”方案，在现有制度和政治文化下，必定会被作为一种“增量政策”，就是“赶农民进城”。决策者应该而且应当非常清楚，基层政府不是一个中性的执行机构，而是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逐利团体，主要由官员个人追求政绩和权力寻租驱动，从个人利益角度解读和利用中央政策，欺下瞒上。考虑到目前的债务规模，中国已经无法承受地方政府继续举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