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分税制也造成财政资源不断向上集中，中央政府拿走大多数，而地方政府级别越低，财政收入越少，这也是各地热衷“县改市”的原因。审计署2012年对18个省财政审计发现，地方各级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其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由于大部分小城市没有产业基础以及由其决定的税收来源，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化成本。
如果想让小城市吸收更多农民，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而在开辟新税源方面只有房产税，但是，中国政府至今连对存量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想法都不敢表露，不仅因为遇到体制内巨大的阻力，或许更担心引起房价下跌。问题是，目前过高的房价如果不跌，农民根本买不起，怎么又可能进城居住成为市民呢？难道政府是想让农民为房价托市，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运转？在房地产问题上如此暧昧，却要积极推动城镇化，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进城是没有家庭资产作为支撑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耕地和宅基地，在法理上没有产权，不能自由处置并获得收益。但城市居民在房改的时候，都几乎免费获得公有住房的个人产权，并在此后的市场化进程中升值巨大。因此，在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的时候，必须先为农民的土地确权，赋予他们处置和获益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城镇化”掠夺农民的土地，这也是“城镇化”最大的风险。
人们对改革不抱期望，因为停滞得太久，而且利益调整太复杂且艰难，在此背景下的“城镇化”，只不过是一种宏观调控的工具。
如果政府有推进城镇化的诚意，就应该立即宣布，所有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子女都有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农民进城居住的成本超乎想象，而且生活艰难，他们进城几乎唯一的目的，是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以便脱离阶层固化的悲剧，这种父母为后代幸福而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这也可以解释天价学区房以及移民潮现象。每个家庭为子女所付出的一切，是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运转的核心。
事实上，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如在城市就读都要付不菲的借读费或者走关系成本，甚至在大城市由民间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经常被地方政府强行关闭，这也是大量留守儿童存在的原因。如果认为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存在困难，那么，仅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总可以实现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制度赤裸裸地对孩子接受教育实行不平等的歧视政策，属于国家犯罪，是最大的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