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应该坚决放弃“城镇化”这一概念，尤其是通过制定“城镇化增长率”进行政治动员，人为的“城镇化”不仅会制造更大的经济危机，也会制造城市贫民阶层，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在整个官僚阶层还没有转换思维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不应该在“城镇化”上冒险，这是一个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数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猛烈的造城运动。现在，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普遍存在“空城”现象，即“新城”因缺乏人气而导致大量住房和设施闲置，根本不需要新的建设。根据统计，2000-2011年，中国城市建成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也只有0.3-0.6。政府应该通过降低房价等方式提高空城利用率。同时，对旧城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吸引农民进城定居。
笔者认为，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场权利革命，它既需要解决人人平等的问题，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允许国民自由迁徙和服务均等化；又要处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政治不平等，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其中任何一项，更别说全部。这种制度上广泛的不平等，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和人员的流动，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解除这些不平等的制度，给予人自由和平等，让市场决定资源分配，城镇化才有基础。
从国家发改委近日的表态看，中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的行政层级制度形成了城市间的权力等级，资源不断向权力中心以及上级聚集，呈现金字塔状，这严重影响人员流动，造成大城市病以及小城市人口规模不足等现象共存，类似马太效应。过去数年，中国中小城镇人口比重则不升反降，到2010年下降到20.7%，回到20年前的水平。而北京等超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出现交通拥堵、房价过高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大城市病”降低了经济效率，而小城市即使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比如便宜的土地和人工），却没有特权优势，形成了资本错配，阻碍中国继续发展。
尽管不同地区间因历史、地理、人口以及其他自然禀赋不同而存在差距，但是城市间的权力不平等意味着更高行政等级的城市可以通过政策垄断更多资源，从而在吸引境内外投资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央政府也通过制定地区性优惠政策，比如批准各种国家级政策特区，制造城市间的不公平竞争。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中小城市无法发挥人口规模优势，因为省城与直辖市吸血过多。
强势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因为税收原因而不愿放弃制造业，中小城市也就得不到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尤其是各种优质公共资源都聚集于更高级别的城市，比如北京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金融、科技等中心地位，在这种城市等级制度下，让没有产业基础和公共资源优势的小城市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市民显然是可笑的。只要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垄断各种资源不放，城镇化就缺乏扩张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