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以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争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英方在“九七”前製造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是如此，英美在“九七”后企图在香港政治生态依旧有利于“拒中抗共”势力的背景下加快实现照搬西方模式的普选制度亦如此。当前，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如何走向普选的斗争是这一场持续了约30年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
尽管张志刚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公认是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主要智囊之一，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但是，他最近关于普选行政长官以及相关问题的意见涉及重大原则，有必要予以商榷。
需要说明，虽然张志刚总是申明他的意见仅代表个人，但是，他所发表的文章总是标明他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而且，不时流露位居香港中枢、指点江山的气概。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他所言与香港的庙堂不相干。
应区别两种矛盾性质
8月13日，张志刚在《明报》A32“观点”版发表《开拓香港政治新面貌》，文章称：“本人在过去的评论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出，香港政治的两大矛盾，一是爱国与反共，另一个是有钱与无钱，也就是贫富悬殊。”
这段话有一个严重不足和一个明显错误。
明显错误是：将贫富悬殊归入政治矛盾。正确地说，这是社会矛盾。尤其在香港，不是所有被归入“富人”的都热中于政治，也不是所有被归入“穷人”的都对政治感兴趣，这是香港政治政党化尚属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目前香港主要政治团体，都深深地捲入了关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公共政策争论或斗争。但是，两大对立政治阵营在民生议题上出现分界模糊的现象，社会矛盾之所以被打上政治的印记却不能反映或形成政治分野，就因为贫富悬殊属于社会矛盾而与政治矛盾相区别。
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势力的斗争是香港政治矛盾，这样的矛盾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但是，上升为香港政治主要矛盾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准确地说，是从伦敦在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两个多月宣布在香港推行旨在“还政于民”的代议政制开始，人为製造香港的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和对立。因此，笼统地称香港政治矛盾是爱国与反共，不仅欠准确，而且，欠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