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中国城镇化到了该解决“设计权”这个枢纽性问题的时候了。仅就“设计权”而言，城镇化的设计触及三方利益：中央、地方及宏观指导部门。从战略考虑，中国城镇化的设计权应该分为：战略设计、发展规划、产业指导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设计，应该由三个主体来执行，即中央政府负责战略设计；地方负责发展规划；宏观指导部门负责产业指导。这样，各尽其职责，各有侧重，避免交叉，互补互益。
对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今后关注的重点，应是国家在国际战略的定位以及国家在战略层面对大区域的掌控，即“战略发展大纲”，而绝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规划设计问题。地方则应专注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设计，并且要在当地人大的监督之下，按严格程序履行。而像中国国家发改委这样的宏观指导部门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国际产业发展的新动态，不断提出新的产业政策指导建议，为地区或行业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指导部门在未来应起到承上启下作用。
城镇化应是法制化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举世公认是最快的，但必须承认：未必是最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未必是最高的。例如，中国在资源利用率上始终处于低效率的区间；其二，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效率未必是最好的。例如，中国政府从提出规划到执行，至今沿用的原则基本都是“本届执行”、“下届不管”的原则。以地方为例，各地方陆续出台“十二五规划”，也都按惯例经各地人大通过后在执行，但是各地领导班子在“十八大”后，其规划又有相当数量的调整，但是名称大多更改为“后五年规划”。这使中国的决策成本增许多。
因此必须有法制的概念介入，从设计到决策，再从决策到执行，必须将决策的完整链条都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这是从历史高度来考验本届政府改革成效的关键要素。
为何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从规模讲将是亘古未见，其总投资将超过200万亿，从建设的时间跨度讲，将超越30年，历经中国人的几个代际。如果每届政府都力图“镌刻自己的烙印”，那么如此长卷画到最后，究竟是一幅构思完整的伟大的不朽画卷，还是一幅巨大的“涂鸦”长廊，最终对谁而言都是未知，甚至妄加推测的话：若无序发展，最终能否完成这项工程都将是未知。
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母版。对城镇化建设的“系统风险控制”应该关注，莫让中国经济发展因城镇化建设无谓成本的过高堆砌而最终使其成为“催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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