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誉(Fitch)近日将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它强调中国信贷快速扩张是对经济稳定的切实威胁。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这些债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短期银行债务，迄今，北京方面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要求国有控股银行对这些债务展期。《华尔街日报》则深刻指出，“不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型，越来越依赖负债来获得增长似乎已成定局。”中国经济刚刚发展到在现阶段，投资功能已出现弱化或逐步退出主要地位，这将使经济驱动力面临严峻考验。
城镇化必须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结构性矛盾
城镇化发展至今，暴露出诸多深层次问题，而且有些矛盾日益升级为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尽早解决，结果会很严重。
首先，暴漏中央与地方目的迥异。突出表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在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上的存在巨大差异。中央在城镇化上重点讲民生、讲内需、讲拉动；地方的城镇化则重点喊土地财政、喊扩权、喊利益重构。这种矛盾已经反映在经济、金融、财政、行政……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国建立省、市、县不同的行政层级制度。现在城镇化问题已经从不同层面触及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在地方财政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上，冲突尤为激烈。最近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上有很多表态，也暴漏出一些不好的苗头，如长沙市市长称“城镇化地方政府要有发债权”。这一方面揭示出中央与地方在城镇化战略上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深刻预示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将全面演化为一场“中国的第三次社会变革”。
其次，暴漏中央的执行力在减弱。这句话，再次在前不久出台的“国五条”的颁布与执行过程中得到印证。全国城镇化问题正在预热，但中央尚没有拿出一个统领全局的指导方针。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排除“中央希望在目前大辩论中，将中央面临的矛盾与窘境有意让全社会直面，这样反倒有利于下一步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城镇化除了暴漏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加大外，也同时反映出中国实施城镇化的复杂性与难度：城镇化的难点在脱贫，风险在地产，短板在资金。目前看，对中国而言，城镇化还是要靠中央政府下决心去推进执行。
城镇化设计权必须改革
前面提到的关于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存在原则性与矛盾性问题，目前虽然争论尖锐，发展并未激化总体尚属可控。但作为执行层面的城镇化规划问题，在上述两大原则问题久拖难定的情形之下，让其先行，则有口吃难开之感；被动之下，更被政府和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成为矛盾的焦点。
前不久，党报《人民日报》曾详述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一个年财政收入仅4亿元的县，欲打造成“东方迪拜”；一座年财政收入仅50亿元的城市，要投资千亿元造“古城”；西部一座缺水城市竟爆出要挖26个人工湖，最大的达10平方公里；北部一座新造的“大城”，大街上空空荡荡，花费数十亿元建设的人造景点被拆除……时下，在“拉大城市框架，建设××新城”等口号下，从小县城到省会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造“大城”的冲动正加速上演。“文章罕有地尖锐指出：“我们究竟需要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
